看一看农村：组图[原创]

不卑

葡萄架下结满了一串串豆子大小青绿的葡萄，阳光从叶子与叶子中间的缝隙穿过，投射出一块块亮斑，映在一个正弯腰给葡萄树松土老者的背脊上。

“先民支书。”永高会计上前打招呼：“扶贫工作组的来了，暂住我家。”
先民支书抬起头：“永高会计，幸苦你了。乡里原来说是让他们住我家的，怎么又转到你哪儿去了？”
“你老别见怪，乡里考虑您老俩口自己都顾不过来，再安排工作组住您那儿不是给您添乱么？”李组长忙上来打圆场。
“永高会计，那就亏了你了。这位李组长我认识，是农业局的专家，另一个伙计呢？”
“他姓布，布科长。跟美国总统布什还攀着亲呢......”
我瞪了一眼永高会计，永高会计连忙收嘴。

先民支书想是耳背，没有听清什么美国总统之类的，不再往下问。

“农业专家啊，李组长，你帮我看一下门口的桔子树好么。你看，这么多年了也不结果。”

先民支书拉着李组长的手，走到门前的桔树旁。桔树己经有手腕粗细了，照理说早该挂果了。
“这是温州蜜桔吧？”
“是啊，还是专家在行。这是乡里发的树种，同时还发了水蜜桃、枇杷树种，它们都一样，只见打花不见挂果。”

“这是个简单的错误，这些品种不适合在你们这里栽的。你们这里海拔高，气温低，因此它们在这里只能打花不能结果。”

“呵呵，不是乡里又在搞瞎指挥了？白白浪费国家的钱了？”

“是的，这些年瞎指挥的形象工程还少么？”李组长感叹道。

“都进屋坐吧，就咱们村的情况我还要好好跟上级汇个报，打个‘白领’”

我们跟着先民支书进屋，这先民支书个子瘦小，脸尖尖的，头还有点秃顶。但脸上挂的那双眼睛，显得格外有精神。他三言两语便把我们与农村的距离拉得更近了。在此之前，永高会计与我们“打白领”，不过说说城里与乡下的大实话，而先民支书却直接把我们拉进村里，成了他的“上级”兼“朋友”。我刚踏进黄家村时，还有些不安。有些压不住的陌生感、畏惧感，使心压不住往城里飞。先民支书几句暖洋洋的话，真会让人把心融入这块土地的。这脚下的泥巴路、鸡和狗的战争、马路上的牛屎堆、茅草屋，全都融化成一种莫名其妙的感受，这些感受加上一些农村里的事，我的一举手一投足、一呼一吸、一言一语随即变成了一种愉悦的感情。一点点小小的愉悦，汇流成河，使我安下心来，相信自己就是个农村人，这里就是自己熟悉的家乡。看得出来，先民支书没有把我们当成外人。

支书让座沏茶后，果然特别健谈，既使是说起官话来也特别顺：“感谢党和政府给我们黄家村派来了这么肯实干的工作组，这是我前生修来的福气，也是全黄家村人民的福气。你们在黄家村的成绩，我会向市委、市政府写感谢信，给你们单位赠送锦旗的。”

李组长呵呵一笑：“我们还没有做出什么成绩呢！”
“我相信你们会有的，万事看开头，我一接触，就知道你们是一个很务实的工作组。”
“支书，您把你们村的情况介绍一下，谈谈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我们村上的情况，想来你们在永高会计那里了解了不少。咱们这里是个山区乡，田土少，年青人出去打工挣钱的多，在家里的基本上只能靠种田糊口。我认为咱们村上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建一个电站，昨天你是看到了，停电；不仅昨天，这两个月来都停电。咱们这里用的是乡电站的电，隔壁林场的电站嫌农村里电费不好收，不肯往这里发。要知道，不看电视，点蜡烛看书也可以做到的。但打个谷，总需要电吧？”
“其次，是把乡里到村里这条路修好，没这条路，运咋个东西都不方便。工作组要完成了这两件大事，村里人一定会当菩萨一样拜你们。”

“建电站有好地址么？要花多少钱？”

“有，我们考察了两处，小的至少要花600万，大的至少要花2000万。喏，我们还专门请水电局勘测，这里有一份设计书。”先民支书说罢，便去翻抽屉，随后翻出一份皱巴巴的纸张来，递到李组长手中。

不一会儿，李组长把它传给我。我翻了翻设计书，想笑老支书被人蒙了，但一看老支书像捧着个宝贝一样递来的，又不忍心了。这份设计书连重要的数据都没有，再者没有图纸，只看到在文字里夹了个2000万，像是要钱的报告。

看了一会儿，我就恭恭敬敬的还给先民支书了。

中午，先民支书家请吃午饭，李组长也没推辞，就在他家坐下了。先民支书家，喜欢搞些大鱼大肉，大海碗里的几乎全是荤菜，我吃得还不如永高会计家的清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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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叫唤就让人受不了：筷子厂

吃完中饭后，先民支书顺手拉了拉灯，灯是亮着的-----来电了。对李组长说：“今个白天还有电，一到晚上电就供不上来了。我们几个村干部下午都会到永高家那个竹筷子厂做事，正好也凑齐了为李组长接接风。”
这时我才明白永高家的杂屋里堆着一码一码的竹片是做什么用的，原来竟是个竹筷子厂。
午睡醒来，李组长便忙着整理日记，并要我记下当前的几项工作：
1、考察电站；
2、村级公路维修工程的预算；
3、小学乱收费的问题先找乡里协商；
4、调查小学工程的欠款与上届县工作组蔬菜收购欠下的款。

我不由提醒李组长，你还真想办成这个电站啊！要知道我们的能力，财政给5万，单位自筹5万，实实在在到手的是15万元，哪有能力搞百把万、千把万的电站？

李组长呵呵一笑：“这个底可不能露给他们，这白领可打不得。越是穷的地方越势利眼，即使办不成，看看也行吧，不打消他们的积极性。你看看，连永高会计一想到办电站也嘴角滴油，我还好说什么呢？扶贫可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谁的神通大，面子大搞的钱就多。现在谁也说不准能不能办得成，就是办不成，只要我们尽力了，心尽了，也怨不得我们。”

下午，先民支书、谭四统主任，还有一个计生专干文春明，都过来了。该说一说上届县工作组的事了，去年县科技局在黄家村扶贫办了两件大事，一是把老支书黄先民请出马，成立了新班子；二是发动全村种无公害反季节蔬菜，并且帮村委办了个竹筷子加工作坊。这反季节蔬菜啊，据永高会计说，西红柿长的像灯笼一般大，萝卜长的像小冬瓜。当年，蔬菜丰收了、价格也确实涨上来了，可村里人就不情愿卖给事先订好合同的广东老板了。广东老板一连走了几个村，一分钱菜也没收上来，一生气扯乎走人。广东老板走了，村里人又挑着大筐大筐的蔬菜来找永高会计，永高会计气得瞪眼：你们现在还挑来有什么用？广东老板己经走了，你们自己能卖的就卖，不能卖的就拿去喂猪吧！你们怪谁呢，不讲信用，别人都怕了你们。

反季节蔬菜项目就这样无疾而终了，村里人还埋怨村干部，埋怨县里的工作组，嚷着要赔种子钱。看来，要让农民讲信用，确实是个难事。

竹筷子加工厂设在永高会计的大竹棚子里，这里靠着路边，运输方便。这倒是做了桩好事，原来支书、主任、会计等五个村干部很少聚在一起。这小作坊一办，几个村干部一瞅有电就来了，省得我们四下里去找人。主任干重点的活，背着竹子过来，支书干点轻活，把竹子送到电锯下，电锯“吱呀呀”的一声怪叫，竹子就五马分尸了。其他的几个人也都有自己要忙的活，照惯例，屋里亮的起电灯，这几位都会过来。

下午，果然见着另外几位了。村主任也是个瘦高子，穿一身蓝色的土布衣裳，解放鞋。那一双眼睛总觉得有些委曲，一说话便偏到一边，像在回避什么。听永高会计说，他与乡里的谭书记是挂着亲的，谭书记很有意思要提拔他一下，让他干干支书。文专干则与永高会计挂着亲，我听见文专干叫永高会计“姐夫”，永高会计叫他“妹男”。他个子也显得很单瘦、矮小，这位文专干嘴守得很紧，一般不发表任何意见。

村干部一个个来了，一来便先忙着打招呼，认识工作组的人。人到齐后，大家也不忙活，先在一起议论村里的“政治”。比如谭主任就说了：“工作组来了，是黄家村的一件大好事。但如果总是住在一个人家中，就不好了，要增加他的负担。就拿永高会计来说吧，他家的负担也不轻，两个孩子都在上学，要花钱的。我建议一个干部家住一个，住在一起可以，要轮流到村干部家吃。这个月在支书家吃，下个月到我这主任家吃。”

李组长对这个意见不置可否：“要工作组都住散了，还怎么商量工作？轮流吃饭也够麻烦的了，村干部住得分散，吃一餐饭恐怕都要跑两三里路呢！”

谭主任不吭声的时候，村级“政治”话题算是结束了，李组长便要他们发表一下对扶贫工作的意见。最后李组长来了个总结，工作计划便又多了一条，帮村小学倒一个水泥操坪，那个操场一下雨便满是烂泥，下脚不得。另外，也可以借这个机会结清学校的尾款——这个是村主任提出来的。

开完会后，竹棚里传来吱呀吱呀的锯木声，怪声刺破了天。村里的什么鸟叫、虫叫、鸡叫、牛叫全都偃旗息鼓，被吓呆了。离晚饭还早，永高会计答应带我们去村里转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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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打架后想起了：黄氏宗祠

整个小黄家村就像搞杂耍的在玩“金鸡独立”，单单伸出一只脚站着。永高会计家位置最低，这就是那只独立站着的大脚脚板。永高会计家是两年前新建的平顶水泥房，也许是黄家村的人太爱惜土地，房子大都是从山上往下建，越往上走房子越老。我们跟着永高会计沿着一条青石板路往上走，石板路两侧是老房子，或高或低或宽或窄的夹着这条小路。石板路是有年头了，屋檐水都把它滴成或大或小的洞，洞中还有汪汪的水。

永高带着我们登了一段梯子路，便横着走了。这要路过一户又一户土砖黄墙的老屋，老屋大都开着、闭着、半掩着有些泛黑色的木板大门。如果顺着门往里面瞅，准又黑又阴冷。这里大部分居民用的还是白炽灯，灯光是昏黄的，像长藤上结的小瓜，风一吹，便摆过来摆过去。至于大门，我想它常常会在深夜无人时，独自吱呀吱呀的叫唤——即使没有人碰它也会。

是的。太阳底上，门吱呀的叫了一声，有个中年妇女端着脸盆出来泼水了，哗啦啦一阵水响，地上便铺了好大一摊，冒着的气泡慢慢渗入水泥地板，成了黑影。水泥台阶上，屋檐遮住了一半阳光，正在编织竹箩筐的老者就坐在阴影里，抽出的竹条悉悉嗦嗦的在地上游动着。老者看了一眼永高：“高估，你带来的客人是扶贫工作组的么？”永高答了一声“是”，“他们能带我们致富么？”永高没有说话。老者又自顾埋头编织竹箩筐去了。

再走过三排房子，前面便开阔起来。这是一个水泥大坪，坪前是一池塘，种着荷花。坪的那一端是破旧的大厅屋，厅屋正中挂着一块要仔细看才认识的字“黄氏宗祠”。永高会计说，宗祠前面本来还有个很宏伟的牌坊，上书“状元及第”。大概是几百年前，村子里有一个放牛娃，每天都带着本书，边放牛边读书，最后考取了状元。官做到礼部待郎后，又告老还乡回来隐居。他去世后，村子里的人把他的牌位放在“宗祠”里供奉着，这就是黄元公。村子里有想考学校的，都会来这里给黄元公敬上三柱香。先民支书是这个村子最后一个“进士”的后人，读了十多年的老书，写的一手好毛笔字，村里人都叫他“秀才”。每到过年，村里上门来求对联的人不少，先民支书也很乐意奉承，有求必应。其实先民支书还算不得真正的“秀才”，真正的秀才在文革时就过世了。那是先民支书的堂兄，是正儿巴经科举考上的“秀才”，满清亡国之后，“秀才”便再无用武之地，他只好回来教“义塾”，一教就是几十年。那不仅写得一手好字，还会吟诗作画，有人还看过他摆过“八卦”，不过从来没有见他替什么人算过。文革时代，他被划成“右派”，属于“孔老二”的死党而且死不改悔一类的。一来“运动”村里的一些入党积极份子、想当官往上走的便揪出他来斗。可怜一个老人家，七十多岁了还要被人戴上“高帽子”，忍受这些想钻出农村的“积极份子”的拳打脚踢。老人家除了被批斗之外，一辈子再没走出“义塾”的阁楼，直到有一天，身体彻底硬了、凉了才被人发现-----先民支书是常上这座阁楼的一个人，他可怜这位孤苦的老人，常给他送饭送药，还教育自己的孩子们要尊敬他。然而，文革还没有结束，常住在“义塾”的老人就倒下去了，村子里最后一个真正的“秀才”也灰飞烟灭了，黄氏祠堂的那个“状元及第”的大牌匾也不知被什么人摘掉当柴烧了，从此之后中国历史上的“状元”也都被改头换面了，更别提黄家村的了。对面村子也有个“黄氏宗祠”，其实大黄家与小黄家都是一个祖宗。大黄家也出了个大官，据说是当了兵部待郎后，告老还乡，去世后大黄家一样用宗祠供奉着。宗祠是祭祀祖宗的地方，每年都要祭祀，村里的红白喜事一般都放到宗祠办的，前面那个大坪，桌子连桌子，可以摆上三百多桌酒席呢！

听了永高会计一翻话，我不由感叹：“看历史，农村与城市本来相差不大。农村的放牛娃，可以考取高官，不做官了他又愿意回家乡来；看现实，教育产业化之后，钱才是硬道理，多少贫苦的农村子弟被拒之门外？那些己经跳出农门的城市人，有多少愿意再回农村？是谁造成了城市与农村这样大的差距？我记得父亲说当时下放到农村的知青心态：变条狗都要钻到城里来，城里的剩骨头也要多抢到两根。”

“你们知道么，原来我们这里也是不搞祭祀的，十多年前两个村打过几次大战才开始搞的？”永高会计接着说。

“你们还打战？谁与谁打？”我与李组长都惊奇了。

“大黄家与小黄家打呗！前面有个分水口，从那分水可以灌两个村的田。有时大黄家把这个水口全堵了灌自己的田，有时就是小黄家来堵水，最后搞不清是谁先堵的。大小黄家的热血青年就冲起火来，打！谁打得赢谁是老大。”

“大小黄家开战后，文家与谭家也来助阵，文家是帮小黄家的，谭家是帮大黄家的，因为他们在那里的亲戚多。十多年前的战争你是没看到啊，那打得真叫惨，什么土枪土炮，锄头镰刀全用上了，打开脑壳死了十多个。”

“就没人来管么？打死人是要判死刑的？”

“怎么没人管，武警都出动了，武警一撤又开战了。法有什么用？那是用来对付胆小鬼的，他不怕死你怎么办？村里打死的人就像对待烈士一样，家里人都由大伙集资养着。谁要讲和，谁就是叛徒，先被自己村里给掐了。”

我想，今天所谓的“爱国者”也一样，今天喊打这个明天喊打那个，逞的是英雄。国际法与国内法本来差不多，只要严惩先动手的那个就行了，另外还要惩办那些煽动公众情绪，喊打的人。

“两个村讲和，先民老支书可做了不少贡献。他看这样打下去，仇恨越来越深，就到村里的老前辈家串门。这些老人家看着儿孙们打架，死了这么多人，心都碎了。于是，支书与老人们拿着死去人的灵牌带了些牺牲祭品，都跪在宗祠前痛哭，并劝说明书的亲戚朋友、儿子孙子，劝看热闹的人说：两个黄家是一家人啊，这里供奉的是你们的祖宗，不要扰了他们的安宁，不要再打了。

就这样，参与祭祀的人越来越多，战火就这样熄灭了。至于那个分水口，两个村也达成默契，每逢缺水季节由支书与村上的老人看着，按时分水。”

永高会计说到“打战”就激动起来，那时他还是个十五六岁的小孩。村里的“战争”还是讲点道义的，不管仇恨到什么程度，从不打老人、妇女与小孩，小屁股们也分成两派，也跟大人们一样扛着根木棍冲来杀去。所幸闹着玩的，小孩子谁要磕破一点皮就会跑回家，寻爹爹妈妈哭呢。永高很看不起那帮胆小鬼，他痛了从不吭声，总冲在最前面，于是他就成了那个时代的“孩子王”。二十多年过去了，他回想起童年的幼稚不觉又有点心酸。站在这座大坪里，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我们问话也只“嗯”了一声回应。于是，我们就让他静静的回忆，让他一个人呆坐在一块大石板上。
记得永高会计家有三张不太协调的图画，一张是建国“十大元帅”的，旁边的两幅是“摩托车女郎”的。此刻，谜底揭开了。但不知道他此刻是在怀念“英雄时代”还是在后悔“英雄时代”呢？我想，摩托车女郎代表的“经济时代”正冲击着那个“英雄时代”，“英雄”己是昔日黄花了。

我往“黄氏宗祠”的大厅屋走去，里面森冷森冷，大梁与大柱墨黑墨黑，稍咳嗽一声便有灰尘漱漱落下。厅屋正中间摆着石案香炉，上面像乱箭一样插满了还未燃尽的香。我走了一半路程便退回来，再也没信心走下去了，这里是一个所有人都无法预知的黑洞，所有人走进这个黑洞必须换成另一种心态，要抛弃所有的爱与恨，去崇拜一个黑洞里若有若无的祖宗——但在天堂享受香火的祖宗会与泥土一般的凡人交流么？村里人总是回答：会的，一定会，那天祖先又托梦给我了。永高已从沉醉的回忆中醒来，站在大厅屋的台阶前严肃的抖抖衣服，等着我们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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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李组长说起了：扶贫方略

太阳却醉到了西边的山顶上，舒舒服服的躺在云端里，懒的动上一动。它的脸庞醉的绯红，扯过来的云彩被染的绯红。这样夕阳与晚霞，是城里没有见过的。城里的太阳总是从水泥方块中升起，又从水泥方块中落下，晚霞只蒙蒙胧胧染上了城市里的灰尘与喧闹。而这里晚霞总静静的躺在青山绿水之间，等着夕阳隐去，才拉上这一天的帏幕。祠堂的影子被夕阳越拉越长，最后整个大坪都被吞噬在黑影中了，对面的大黄家村升起了炊烟，一柱一柱，消失在暮野之中。有风，风吹的池塘里荷叶直抖擞，大叶子翻一阵白、翻一阵绿。风里还有些花香，把人一声臭汗团团包裹起来，送到苍山野地千里之外——消失。即便是农民也知道干完农活之后坐在夕阳下一丝一丝品尝风中的香味去了，他们爱闻的是稻花香、荷花香。

李组长迎风在石阶上坐下，悠闲的点上了一根烟。香烟吐出一团团浓雾。

“我算领教了，谭书记说的‘秀才治村’就是封建迷信的那一套。把个祖宗抬出来，两个村就不打架了，还是个好办法，这些年农村里认祖归宗与修族谱的观念是越来越重了。咱们国家虽然口口声声说反对封建迷信，但每年还是有政府组织的祭炎黄、祭孔子活动，这吸引了不少海外华人认自己的祖宗，认自己的祖国。只要认了祖宗，还需要动刀动枪么？看来，该封建的时候还是要封建。”李组长抖了抖烟灰接着问：“你们说说，黄家村的扶贫怎么搞？”永高想开口，我也想开口，但是最终怎么说也说不好，于是都沉默起来。这句话，成了李组长在自言自语了。

“根据富裕村的经验，富裕还是靠自己，靠有一批得力的村干部。纵观全国形势，好像还没有一个村是扶贫扶出来的。省里的工作组给个几百万，中央的工作组给个几千万，也没见得扶出个大邱庄、南街村出来，这些富裕村不都是没有政府扶，自己冒出来的么？许多工作组一撤，村里后脚就跟着变卖‘集体资产’了。” 我想打破一下长时间的沉默。
“小布说的不错。致富要靠自己，靠一个得力的村委班子。没有一个好班子，就是烂泥巴扶不上墙，扶贫的活干十年也是白搭。所以啊，建整与扶贫要同步进行，咱们这个也叫‘建整扶贫工作组’。我看先民支书那个‘秀才治村’是个老土的方式，保持安定团结还可以，用来致富就不行了。”李组长说。

“那应该用什么方式治村？”
“不好说，这样的现象农村里不是多的是么？不是没有哪个村能通过这种方式富起来？”

看来如何创造富裕村的问题真是太复杂了，把老支书带出去学一学大邱庄的“霸王治村”？可惜禹作敏早进笼子去了；学一学南街村的“毛泽东思想治村”，可现在要把分给农村的土地再收回来，进行一大二公的思想教育，村民们不把村干部们的房顶全掀翻了才怪呢！还有些富裕村的特例是占了块宝地，山里有矿、交通方便，这是学不来的。如果谁能指出一条路让村民们都富起来，这个人是个神仙，一定会被黄家村当成祖先一样崇拜。我不愿意想神仙该想的事，于是换了一个话题：

“我觉得村里谭主任对你还不错，高估。”
“也许是吧，不过你不久就会摘到，村里这几个村干部都很精的。”永高说：“老谭这么说，道理很简单，怕你们扶贫扶偏了。五年前有个扶贫工作组，买了百多头羊，放在前村委主任谭知利那里示范，他干了一年就辞职，这羊就都是他的了。村里人对此事意见很大，说‘扶贫’都扶到干部家里去了。”

永高说的“摘到”是盘山乡的土话，意思是：想到但不说出来。这又是在“打白领”了，一般人知道了也绝对不会点破，这层窗户纸永远是蒙着的。
“高估，你怕村里人讲闲话么？”李组长问道：“现在的扶贫政策强调示范，扶贫前后要有明显的不同，上面来检查了就有个看头。可是这个示范，就是偏的，偏你家，偏他家，住在谁家，总要更偏一点。当然，得有个分寸。”
“好像上边在提‘扶富不扶贫，扶干不扶看’，可是让少数人扶着先富起来，真能带领大家共同致富么？”虽说是扶贫工作组，我对“扶贫政策”却有点疑惑不解：“现在拼命搞富商工程，给各单位下‘招商引资’指标，国家拿大把大把的资金支持私营企业，就是为了有‘看的’。老百姓真能得什么好处？你看看这些新时代的商人，个个肥头大耳，早就富得流油了，国家还要喂他们。”

“在扶贫政策上中可没提‘扶富不扶贫’啊，你没参加过扶贫会议，不了解扶贫精神。扶贫精神，第一是扶公益事业，第二是扶村集体资产，第三是抓示范户带动村民共同致富。至于面子，我看还要的，不仅我要，只要是身居官场，都要挣个面子。俗话说‘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做生意想着发财是天经地义，当官想着名也是天经地义。咱们把这个村扶好了，对村里是福气，对我来说是面子。因为，我是工作组长。”李组长显然有点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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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比一比：城乡爱情

“高估，这义民支书好像对先民支书很尊敬，不像有很深的矛盾啊？”李组长接着问。

“说实话，是为一女人。但他们都是我的叔伯，我是不会在背后损他们的。”永高会计力求简单：“说来你们不信，先民支书与夫人是包办婚姻，夫人要小十多岁，长得很漂亮，其实她与比她年龄小一点的义民相好。后来她听了家里的话，还是嫁给了先民，义民想着伤心，便不再与先民一家来往了。”永高的故事没有情节，但可以肯定其中还有许多插曲。
“这里还有这么封建？”我吃惊地问。

“呵呵，包办婚姻在农村里本来就不少。”永高说：“我与我夫人也是包办，不过我父亲做得很聪明。那时，父亲总是让我去文家‘三舅’那里帮忙双抢，以前我们两家也经常走动，但我从没有给他们家帮过忙。那年，我听了父亲的话，去他家插秧，小表妹就在田埂上帮着递茶送水。记得有一天，我的脚被一块很尖锐的石头刮伤，血汪汪的直流。小表妹心痛的就跟刮伤了自己的脚一样，一边给我包扎伤口，一边擦着眼泪。我在家住着养伤时，她几乎每天都会来看我，有时带着几个煮熟鸡蛋，有时带几个糯米糍巴，甚至家里做了什么好菜也会大老远的提着送来。

我这时才发现，小表妹又漂亮又可爱，心地又好，以前还从来没有这种感觉。哪一天，她要不来，我心还真揪得发慌。后来，我父亲才对我说，要我娶小表妹，文家那里他己经说好了。原来，让我去文家帮忙，也是早有预谋的，只是那次被刮伤脚，谁也没算计到。就这样，一桩婚姻就定下来了。我想，要我像电视里演的帅小伙子那样跪下来求婚，送花送戒指什么的，我肯定做不出来，不管那段感觉有多么美。多亏了父母亲把事情全想好了，自己没劳那么大的神，像电视里男的追女的追那么三、四年不会累死去了？结果还不一定美。现在，就是有个天仙来换我的小表妹，我也不愿呢！”
“原来还是表亲啊？她好像比你小很多啊！”我说。
“不算是亲表妹，与我母亲也是堂亲戚。我表妹小我七岁，我们这里，男的都要比女的大才好，大七八岁十多岁都不是问题。女人娶的大了，亲戚朋友闲话就多了。”

“现在文学作品、影视剧宣传的‘自由恋爱’其实并不自由，人总是要受方方面面的约束，‘自由’是有代价的。如果你爱她，她却爱着别人，这对你来说是‘痛苦’；还有你周围的人怎么看，你与他的父母怎么看，都会像‘紧箍咒’一样的套着你。身不由己啊！”李组长说：“说说我错过的一次爱情吧！”
二十多年前，我还是个毛头小伙子，大学毕业分配到这个单位。当时，大学毕业生还是块香饽饽，上面正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那时候姑娘的恋爱观与‘改革开放’一样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由‘要嫁解放军’、“嫁出身好的贫下中农”转变成要‘嫁知识份子’，咱这个‘臭老九’也就香了一回，就是坐在办公室里也有很多上门说亲的人。可是我一一拒绝，为什么呢？我看上了一个女同事。她比我晚来一年，分配到另一个科室。长得很漂亮，眼睛水灵灵的，皮肤白皙皙的，是人见人爱的那一种。当时机关里只有我们两个年龄相当的年青人，所以她喜欢有事没事上我们科室来坐坐、聊天，有时向我借书，每逢星期天她还会主动邀我看看电影。同事们都看出端倪来，上门介绍的人就少了。这机关里是很复杂的，明着开玩笑、暗着说闲话坏话人可不少。当然，那时机关的风气不像现在这样‘痞’，否则同事们这‘痞话’当面一说，人被‘摁’的不舒服，这层关系早完了。

他们在背后说什么呢？比如又跟某某‘相亲’去了啊，哪天又看到与某某手牵着手啊，这些都传到‘女同事朋友’那里去了。虽说是无中生有造谣生事，但这些人笑嘻嘻的，你要板面认真对证的话，他就与同事们笑起来，说是开玩笑的。这些玩笑开多了，我和那个女同事朋友原来有那么一点意思也渐渐淡去了。把事情说开，这位女同事朋友还是我们一把手局长的千金，这位局长好像很关照我，不管是公事还是私事，让我做的事情也特别多。一天，他对我说：小李啊，我有个私事请你帮个忙，我家收不到电视了，你下班的时候帮我调调天线好么？我心说，妈呀，调天线可是要爬上局长住房的楼顶，不是我怕牺牲，只是众目睽睽站在局长的房顶，明天局里那些流言蜚语的唾沫还不把我给淹死啊？那天下午我失约没去。第二天，局长的脸色便不太好看了，以为我看不起他。从此之后，我这’干事’可就一干十几年，隔三四个月她女儿就调到另一个单位去了，八九年之后，这位局长大人也退休了。

我那位女同事朋友调走之前，捧着一本借了很久的书，对我说：‘我要走了，这书还给你。’说着，我看见她低着头擦眼泪，用一种谁也听不清楚的音调自言自语：‘你就这么在乎别人讲闲话么？’说罢扭头就走了。
事情要是到今天，我可不怕这些闲话，那时真的太单纯。要是当时我那木鱼脑子一开窍，我的命运可就不是这个样子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像咱们中国一个这么大的官僚机构，在机关里混的，谁逃得了‘级别’这个壳啊？谁不巴望着自己站得高一点？站在高处的人就可以指挥别人，而不是被别人呼来唤去、姓氏前都得加个‘小’字辈。在机关工作就像把自己钉在一棵大树上，只要不是棵朽树，钉子每年都会照惯例长高一点，但最终还不如把自己一开始就钉得高一点。”
我和永高都有些麻木了，李组长也是往心里掏话“打白领”，可是他表述的“爱情”并不那么纯洁。或者本来很纯洁，却被涂上了五颜六色的染料，结果让人看得很不舒服----于是说起来很“自由”的“恋爱”就不那么自由了。就像被我抛弃的那朵大红花一样，它只有被风吹着不知自己命运地乱舞，最终落入泥里。那令人惋惜的纯洁，最终染上了污渍。说到这行政级别，那个时代是无所不在的，当然也会渗透进爱情。据说那时流行观念是嫁解放军，甚至党员也成为恋爱的条件。这种级别制度本来也是渗透到农村、城市与企业与事业每一个组织之中的，只是近来农村与企业才像割肉一样被割掉了，于是被割出来的肉只好腐败、死亡。而行政级别该不该有？记得古代将社会人分成‘士、农、工、商’四类，再说等级森严，国家行政级别也只存在于“士阶层”之中，农、工、商都是没有等级的。而建国之后，有几十年的时间国家将社会所有阶层都划分成“行政级别”，从个人到单位，从城市到农村，从企业到事业都无一例外。而等级制度实行了几十年之后的今天，谁也没想到它又忽然来个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弯，倒着回去了。不过，农、工、商都有通过“科举”平等地变成“士”的权利，怕是再也变不回来了。一个“放牛娃” 的黄氏祖先当到京官又自愿回到农村，只是大小黄家人都曾做过的一个梦。虽说城里与乡村只一步之遥，乡干部与村干部的身份却是彻底不同的，村干部属于“死农民”，一辈子只能老死在这片土地上；乡干部则属于“国家干部”，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是可以飞的。地上走的与天上飞的能有共同语言么？我与李组长是飞下来的，一年之后自然又会飞回去，在我们飞走之前是要留下两句实在话的。比如自己说实在话与农民“打白领”、办实事帮老百姓解决难题，而农民说句实在话：“感谢工作组帮他们解决问题了”。

永高对李组长打的“白领”似懂非懂，这样“痛苦”和“复杂”的爱情是他没经历过的。在此之前，他还在佩服义民支书敢与乡里顶牛，“官帽”一挂万事不管，没想到城里“单位”上的干部竟会把“官帽”看得如此重。不过他还是很感谢李组长说了心里话，就凭这些大实话，他也会永远把李组长当朋友。至于城里干部讲的那些“痞话”，就完全是“鸟语”了，他们地上走的干部不想听也听不懂，他们最愿意听从官员嘴里蹦出的大实话、心里话-----骂娘也好，发牢骚也好。只要讲的是真话他们就会佩服、就会和你掏心窝子“打白领”。

“该你讲故事了，小布。”永高捅一捅我说。

“我的？我可没什么故事。李组长是赶上好时代啦！大姑娘爱嫁‘知识份子’，可现代的恋爱观念又变了。大姑娘要嫁的是‘大款’啊！就是做什么‘二奶’、‘三奶’、‘四奶’也都无所谓，现在的文学、影视作品不是都露骨的宣传婚外恋、一夜情么？小姑娘十四五岁就谈上男朋友了，谈到二十五六岁，男朋友就像割稻子一样，一把一把的割。当然，男人也不例外，这就得看谁的钱多了，有了钱就可以制造很多爱情所需要的‘浪漫’。”
“年青人的事，就别问他了，秘密特别多。”李组长说：“他不会跟我们打‘白领’的，也不像咱们中年人，喜欢欣赏过去,回忆自己年青的时候。”

“农村的事究竟与城里不同啊！咱们这里的女人，男人走了之后很少有再嫁的，在解放前还发生过殉夫自杀的事呢。这黄家祠堂门前原来还有一块‘贞洁牌坊’与那块‘状元及第’一块并立着，在文革时代被说成‘封建思想’一并给毁了。可牌坊毁了这么多年，村里的观念仍没变，你看看我们村上很少有离婚的。哪个大姑娘家要与谁谈过，被村里人知道了，她就嫁不出去。而城里谈朋友，想不到这么随便。”永高笑着说：“小布要还没有女朋友，我倒可以给你介绍一个。是咱们先民支书的女儿，也是我的堂妹。长得跟她母亲年青时一样，又漂亮又娴慧。她在乡中学教书，这回要放暑假了，会经常上我家来串门的。”

“天色不早了，呆会儿全暗了下来，就连路也看不清了。”我岔开话题，要知道，农村里这些话题绝对认真。只要松一句口，永高绝对会跑到支书那里上门说亲，那可不是开个玩笑了事的。
李组长拿着个怪眼瞅了瞅我，便向永高说：“年青人的事就别管他了，现在可是自由恋爱了，他会愿意娶一个乡下姑娘？”
这天晚上依旧停电，有几家烛火一闪闪，铺在屋前的石板路上，让人很难从黑暗里一下子适应过来。好在黑暗中的路还看得清楚，但要仔细些下脚，不然踩着黑乎乎的一团牛屎就倒霉了。

不卑

十一、暗处可能会有：鬼

饭后，两个中年人依旧坐在蜡烛旁边打白领。我想，总有一天乡下的新鲜事与城里的新鲜事都会全部说完，再也无话可说。窗外，依旧是星光闪闪，我想除了看天上的亮光与地上的亮光之外，黑暗中再也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蛙声轰鸣，这黑暗中的鸣叫，让人想起这个世界还有许多没有声音的恐怖。时常听见村两声三声、一串一串的犬吠，狗是能从黑暗中嗅出任何人都察觉不到的动静的：黑暗中也许会有一条蛇从脚下游过，听说村里常有人早起看到蜷在床脚下睡觉得蛇，蛇是从来不吭声的。永高打‘白领’的范围越来越宽，竟说起闹鬼的故事来。鬼也是不吭声的，黑暗里，突然出现一个白影，伸出一双瘦骨嶙峋的黑手，把人吓得个半死。所以啊，农村里没人住的老房子，你深更半夜千万别去，那里多半有“鬼”。人怕鬼，鬼也怕人，鬼是不敢到有灯火、人气旺的地方来的。

不知永高是不是想吓唬一下城里人，说得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我再也不想听这个话题，便出门站在窗下的烛光里，有一阵挟着稻花香味的暖风把我这身鸡皮疙瘩抚平下去，再默默念一首词：“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词中的乡村夜景，中正和平，把永高特意营造的满屋 ‘鬼’气冲淡，消失在这夜里。

其实，这夜也是最无聊的。没有电视、没有网络、没有电话。在城里还可以趴在网上，看一个个孤独的灵魂在网络上表现，想一个浪漫的‘网名’来吸引女孩子的目光。城里人无聊起来才玩孤独比赛：前不久有一个电视台推出节目，把人关在一间屋子里，给吃给喝就是不给外界联系，不让看电视，不让通电话，不让上网。但男男女女在一起可以‘打白领’，谁最能忍受孤独谁就能获得大奖。我想，编剧们虽然很会玩新潮，构思也很奇妙，但他们如果知道农民过的生活就不会再做这样的寂寞测验了。应该比一比看谁有胆一个人在‘黄氏宗祠’这样没有人住、布满蛛丝的老屋里呆一宿，或在乡下一个人走夜路，比赛经过一个大白天也没人敢走的坟地。

当然，这夜里除了打‘白领’还是可以看书的，幸亏我带了几本很难嚼的书，这回可以排除一切干扰在烛光下静心捧读了。这借光读书的典故很多，而且都是农村题材的。万一穷到连烛光都没有了，还可以捉一些萤火虫来照明；还有个‘凿壁借光’的故事，把邻居家的墙凿一个洞，借他家的灯光读书。但今天我还没有穷得要‘借光’，完全可以学学关云长‘夜读春秋’，让烛光染红了脸，一边抚着美髯，一边抚书夜读。烛光下读书，虽说寒酸还真有点英雄气概呢。

“小布，你进来一下。”李组长在屋里喊。屋里，灯下，李组长又翻开了日记本，认认真真的写着。永高早走了，即使一味说鬼的故事也没吓着这位李组长大人。
“小布，咱们俩也得打打白领。”李组长见我进来，便放下手中的笔：“咱们可要统一思想啊，工作组与村干部的位置是不同的，有些‘白领’可不能跟他们打。我们是工作组的，交流应该更多一些。”

“你下午说的那番话，对是对了，但不能说。我日记本上摘了一些名言，比如这段话就说得很好：有些话不能不说，有些话不能说；有些话想说而不敢说，有些话敢说而不想说；有些话说了也白说，有些话白说也要说。这讲话可是一门学问啊，别光顾发牢骚去了。说到‘面子’问题，咱们说句心里话，共产党就是最爱面子的党，你说得没错。不然，就不会不惜财力办面子工程，不会千方百计造假提高统计数据。你看看，电视广播报纸，全都是报喜不报忧的。这种作风从文革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天，这就说明我们党在全世界的面子都很大嘛。就连世界霸主美国的总统都没这么有面子，一不小心就被什么‘水门事件’，‘一夜情’搞得个灰头土脸的，不得不下台。话得说回来，报喜不报忧不是没得忧了；面子搞的光光水水，不能说暗处就没有鬼了。身在官场，谁不知道这些面子是怎么做出来的？这个面子人家都要，我也不能不要嘛。所以这个‘扶贫’可不是你想象的做‘善事’，做‘善事’只修路、架桥就够了。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为了‘面子’，‘面子’就是摆在外面给人看的。你想想，蹲了一年的点，什么东西都看不到，对上面怎么交待？这个‘扶贫’每年都是要评一个先进，我们也不要落后啊！

我参观过去年的扶贫工程，人家的面子是怎么摆出来的？你看，市建委把村支部建得客客气气，像栋小别墅；市国土局搞的土地整理，开了几千亩的荒；军分区一口气投了个两千万，说他们的扶贫村不适合人居，要给他们起房子全部搬到平原上来。这不是比面子是比什么？比扶贫单位的面子，比扶贫队长的面子。咱们列的那几桩事啊，有面子的事可得先做，如修路、修桥，还要为村委建一栋办公楼，买台榨油机作为村集体企业、搞一两个科技示范户。替村委还帐的事要放到最后去了，你想想，把钱丢到这窟隆里，能看到什么？如果任务都完成了还有些结余才可以还帐。至于办电站的事，投资几百万上千万，我还没那么大的‘面子’，办不来。但也不要放弃这方面的努力。”

蜡烛吹灭了，天便黑洞洞的。谁都知道，世界是有两个面的：一半时间是白天，一半时间是黑夜；一面向阳，一面背光。对待“黑暗”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把黑暗永远捂下去，让黑的地方更黑；另一种是把黑暗的东西翻过来，摆在阳光下晒，这就是“曝光”。

黑，是没有颜色的颜色。暗，是没有光线的光。有了光，却没有任何东西，也会是一片黑暗。这一夜，我迷迷糊糊，忘记了所有的东西，只昏昏沉沉的睡了过去。李组长那一番很有哲理的训导很快化作烟飞了，而永高会计那鬼的故事却在梦里起作用了。周围黑洞洞的，没有光线，没有颜色，也没有物质。我看不见我身体的边界，也感觉不到身体的边界。脚下空无一物，只一个劲的往下坠，往下坠，没有尽头。这时，我恐惧了，大声的喊却又没有传出一点声音。很久，很久，我才感到脚落着地面了，但周围仍然是空洞的黑。仰头往上看，顶上是一圈白光，然后化成飘动的衣襟，最后化成只有一双黑眼睛的脸。这只没有内容的脸下伸手一只五指尖的出奇的利爪，抓向我的脸，随后有个闷闷的声音说：“我要面子，把你的脸给我。”

那张脸皮是被它抓了去了，脸上湿漉漉的，但不痛，也看不见血。今后，我会成一个没有脸面的人，像鸡蛋一样没有五官的人。我哭着，但发不出任何声音，也流不出任何眼泪。那个白影拿了我的脸面，便转身而去，说：“从此以后，你和所有人都被解放了，你在的这个世界将全部光明，没有一处是黑暗的。”
“你为什么要拿掉我的脸面？世界是不是全部光明与我有什么相干？”
“哈哈，不仅是你的，我要拿掉所有人的脸面，才会制成我的这张脸面。我有了脸面，世界才会光明。世界都光明，不是你们人类都向往的么？”
“你拿了我的脸面，我还像个人么？还能享受做人的尊严么？”
“哈哈，那我可不管。我是没脸鬼，我只要我有脸面。噢，光明就要来了，而且永远也不会黑噢。”说着，白影一挥衣袖，罩起了那一大片天空，于是天全亮了。
我醒了，抹了抹脸，脸还是在的。

不卑

十二、每天都在流动的思考：水

第三天我在鸡叫声中依旧起了个大早。对了，门口的小溪每天可以照一照面，敷一敷脸，溪水敷在脸上，依旧滑清爽爽溜溜的。长此以往，就会养成习惯的。时间还早，我又坐在了那颗大石头上。今天，水有点急，不像昨天那样鸡蛋清似的敷着石子。脚伸入水中，四周便升起了水花，还听到水声了-----哗哗哗……..上游应该是在下雨了，不然水不会这么急躁。天上的云很多，太阳依旧出来了，给它们镶上了金边。大柳树的影子却没有照昨天的惯例拉到我的面前，只留下淡淡的痕迹。水依旧有波光，但它不像昨天那样耀眼的跳跃着。

我要光，于是就有了光-------好像是上帝说的。每天上帝给的光不一样，“波”就不一样，而水依旧是水。

坐在大石头上，我在思考昨天的问题----面子。其实，面子就是水之皮------“波”也，谁也没办法决定自己有没有面子，就是皇上也不能，因为面子不是自己给的。上帝给了光，光给“水皮”以面子，你看看，昨天还鳞光闪闪，今天却灰蒙蒙的，所有“面子”只是借来的光。谁也没办法不要面子，因为光是上帝给的，上帝如果说：“这是个很有面子的事”，于是水波千顷万顷争“光”；人间的面子，也许来源于帝王，也许来源于传统的道义。帝王们说了，考上“状元”的就让他骑高头大马，给他立牌坊，于是他脸上就有了光；几千年来，女子以贞洁为德行，于是便有了贞洁牌坊，刻上名字的女子脸上也有光。当然，如果政府说了粮食亩产过万斤很光荣、“GDP”大很光荣、当科技示范户很光荣、得了奥运金牌很光荣，便会有人不惜一切代价争这个光。当然，只有首先创意怎么才有“面子”的、更多形形色色的“面子”，让大家去争，这样才会得到像上帝一般的崇拜。中国人造词是很生动的，“争光”、“争光”，其实就是自己本来没有光，去争来光而己。然而，’光’总是有消逝的时候，黑暗总是会来的，一切面子总是会消失的。于是回到中国一位哲人老子说的，“不尚贤，使民不争”，只有无光可争的时候，才会恢复事物的本来面目。那些争光‘争’出来 的“虚、大、空、假”才会统统消失，世界只留下一个“真”字。

昨天李组长说的没错，谁也没办法决定自己要不要面子，扶贫工作是有一套考核评比指标管着的呢！就像天上已经有了光，地上是不可以决定要不要光或要什么样的光的。

说的还要深一点，官比老百姓更要‘面子’。因为官是流动的水，面子则是水上的波光，有水则必有波，水波是一体的；老百姓则是河里不动的石头，它们没有面子，也挣不到光。是的，人与人的位置是不同的，站在我的角度，也无法理解水波为什么要有光------因为这个工作组长不是我，所以最有面子的也不是我。也许，我能把这一切记录下来，只告诉人们事实如此，就像过去的史官一样。史官离政治不远，但不会卷入政治之中去。

身后一头牛在哞哞的直叫唤，等我回过头来，发现天己不早了，一般村里人吃过早饭才会放牛的。这是一大一小的两头牛，大的嘴里正在嚼着草，小的则跪在大牛身旁舔着嘴唇。它们叫过一声就再也没有叫唤了，于是分不清是谁提醒了我。我走回永高会计家时，永高正站在门口望着呢，看见我的身影他便急切切的说：“你上哪去了，我正准备找你呢！”
我想永高会计一定无法理解大清早便坐在江边的石头上看水的行为，于是很简便的回答：“洗脸去了。”
谁知这样一说，永高更奇怪了：“城里人真爱干净，洗脸都洗这么长时间。”

这天早上吃的是面条，永高家的狗照例眼勾勾的看着我端着碗，我夹了一把面条扔在地上。像是重复昨天说过的话：“吃吧，吃吧，小狗。”小狗也许从来没有吃过面条，先是一根一根的舔，后来舌头一卷，一把一把的卷到嘴里去了。

不卑

十三、原来是个暗号：鬼子进村

永高会计门前突然响起了突突突的摩托车，远道而来的摩托车七歪八扭的冲上台阶，急冲冲的跳下一个人。小狗立即放下来还没有吃完的面，冲着来人汪汪的直叫。
“不好了！高估，出事了，出事了！。”那人冲着正在端着碗的永高说。
“什么大事啊？看你急成这个样。”

来人走进屋里，喘了口气，竟自己倒茶来喝。一口茶下去才压住喘息声，声音连贯起来：“鬼子进村扫荡了，快通知大伙辙退！”
永高这才真急起来了：“我马上去通知我们村上关门走人，你在我这里先坐一会儿。”
“不了，我报完信还要赶紧走，还有文家也要带个信。”
永高正要急切切的挨家挨户送信，却被李组长拦住了：“高估，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不准走。都什么年代了，哪还有鬼子，扫什么扫啊？”
“老顺啊，一下还说不清楚，等我报完信才与你说。这事，你们工作组管不了。”
“永高会计，你快说吧！你告诉我们，也许我们能帮你。”我也插嘴说。

“刚才进来的是我妻弟，文家人。”永高这才站住说：“你知道么？咱黄家村的农民没咋个收入，山上的木材倒有的是。近来有许多外地客商来收购‘把木’，这种木材主要用于小煤矿支窑的。派出所可眼热这点收入了，经常进门抄家，抄着有‘把木’便全部没收，还要罚款。后来不仅是罚‘把木’，凡见着带‘木’字旁的都没收罚款，我岳父家几方上好的棺木，也被派出所抄走了。所以村上人都叫他们‘鬼子’，他们一进村就说是‘鬼子扫荡了’，这是几个村相约的暗号。先进了哪个村，哪个村一定要向别的村通报消息，叫大家锁门走人。这门一锁，他们就不好破门而入了。”
“是这个事啊！那咱们还非得管一管，咱们到先民支书那里去，请他一块上文家去。”李组长放下碗，叫我也一块走。
路走得很急，只用了五六分钟便到了先民支书家中。先民支书也正在吃早饭，望着我们急冲冲的闯进来，便问：“高估，出什么大事了？你带着李组长他们全身汗淋淋的。”

“支书，鬼子进村了，李组长他们准备插手管一管呢，特地请您老也一块去。”
“真是胡闹，什么‘鬼子进村了’？是‘禁止滥砍滥伐’的联合执法检查吧！乡里原来通知过我，让我这个当支书的配合。我说你们去就是了，我年纪大了跟不上，不能给你们带路了。后来，他们也知道我的脾气，就再也不通知我了。这样的事不是发生过很多次么？高估，你们不是还有套对付的办法么？还值得惊了李组长的大驾？咱们吃过这些‘执法’的亏不算少了，你希望我这个支书能说什么呢？”先民支书这么一说，永高的舌头就折了回去，不再吭声，成了闷头估。
“先民支书，我认为这事工作组要管一管，派出所这么抄家是不对的。我们是市委派驻的工作组，村里的什么事情都可以过问的，所以请您与我们一块去。”李组长根本没打算打退堂鼓。

“我年纪大了，跟不上脚，会拖累你们的。但我绝对支持你为老百姓申张正义。”先民支书说。
看来不能再坚持请支书出马了。李组长的话既然说出口，就不能折了回去，只得带着我和永高直奔文家。
“这先民支书是怎么了？真要老得走不动了，就别当支书好了。”李组长显得有些不满。
“先民支书好像在提醒你，他们是在‘执法’，你此去要注意分寸。也许他的位置不便介入。”我提醒道。
“嘿嘿，这就是先民支书一贯的作法。鬼子进村了，他绝不会当汉奸带路，但打鬼子他也不会出力。要是义民支书，他就会跟着来了。”永高在前面给我们带路，却时不时的反过身子插两句话。

“没这么严重吧？咱们只是出面‘协调’，没有到‘打鬼子’的地步吧！我也打不了这个‘鬼子’”。
“不管怎么说，我看李组长是个绝对的好人。”永高说：“我高估在任何时候都会支持你。”
说话间，不觉走了十来里路了，前面就是文家村。几辆警车停在文家村的大坪里，警灯呜呜的响，一看这阵势，没有世面的人非得吓一大跳不可。
几个身着警服的警员从一个农户家走出，一个老太太拖着警员的衣服，哭着说：“这木材可是我老俩口留着送终的棺木啊，你们不能拖走。”

有位年青的警员推了一把，把老人推倒地上，狠狠的说：“你没有砍伐证，照理不但要没收，还要罚款。今天是队长开恩，看你年纪大了，没罚你。你还闹，看不抄了你的家。”
“谁叫你这么欺负老人家的？你没有老娘，老人家的身子骨哪禁得起你这样推？”李组长越看越气，冲上前拦着那个警员，我们也跟着冲上前。
“你是谁？我们是在执法，你再不让开小心我铐你。”身边围着的人越来越多，警察扯出手铐来便要铐人。外圈围着一群村民，在起哄：这些警察坏透了，想挨拳头了，打死他们！这时，一个年青警官走过来，冲进人群：“吵什么，吵什么，我看看谁想进笼子了！”说着，瞪大眼睛看着我们：“你们是什么人？想讨打了？”

不卑

十四、一场不用刀枪的战争：斗酒

“一场误会，一场误会。”一个高个子也冲进人群：“大家认识一下，这是市委下派驻黄家村扶贫的工作组长，李志顺；那位是小布，这位是蒋所长，那位是张政委。幸好没动手，要不然打了市委下派干部可不好交待。”来人正是乡里的谭书记：“李组长，别见怪，他们不认识你。”
“噢，是谭书记啊，还亲自下来‘执法’了，这里都有谁犯了‘法’了？”

“这次是林业派出所牵头的林业联合执法检查，乡里只是配合。”谭书记说：“老蒋，老温，咱们找个地方坐坐，好好聊聊。”
“呵呵，谭书记。咱们是还有许多话要聊，明天再去乡里找你去吧！今天咱们就解决这个问题。”李组长说：“你们乡里搞工作很神秘啊，是不是不习惯打招呼？上次住永高家你没跟他说，这次搞这么大的行动你也不通知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市委驻村的工作组，关于这个村的所有情况我们有权知道。”
谭书记把李组长扯出人群：“住在高估家，算是最好的。你们工作组可带项目、带资金来的，住谁家谁都不会讨嫌。还是我带你们来，你们自己谈好一些。”
“咱们还是别站着，找户人家坐下来谈吧！”谭书记说。

“那就去我岳父家吧。”站在一旁的永高搭腔道。
说着，永高带着我们走进一间大厅屋，随后派出所的干警也进去了。厅屋里坐了二三十人显得很拥挤，屋外还站满了看热闹的群众，挤得透不过气来。永高的岳父文思明头发早已花了，可精神却很不错，还忙着端茶送水。
刚刚坐定，气氛显得很紧张，大家眼睛对着眼睛，都不开腔。
“这里我对大家熟悉一点，还是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位是市里下派黄家村扶贫工作组组长李志顺同志、那是小布，这是派出所的蒋所长、张政委、这是乡里分管政法的黄书记。蒋所长，这次是乡里配合你们搞‘执法大检查’，还由你把这次行动的目的跟大家说一说吧！”

“好”，蒋所长扶了扶大盖帽，抖了抖警服：“这次我们与乡里联合进行‘禁止乱砍乱伐’执法大检查，目的就是为了彻底根除滥砍滥伐的行为，严惩盗伐林木的犯罪份子。盘山乡的森林面积在全市居首，隔壁还是国家级的森林公园，黄家村位于森林公园的周边地区，林地面积又是全乡之首。近来，盘山乡的乱砍乱伐现象严重，其中黄家村最为猖狂，这些现象引起了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因此，这次行动黄家村是首站，我们公安干警有决心把犯罪份子的嚣张气焰打下去。请市里来的工作组与村、支两委一定要支持我们的行动，向我们如实提供情况。”

这位蒋所长声若洪钟，扛着‘执法’的大旗，反过来让工作组与村委提供情况，李组长不由的陷入了困境。你说支持吧，村里人会把工作组当成‘汉奸’一样仇恨，今后在黄家村站不住脚；你说不支持吧，对方可是扛着‘法律’的大旗，工作组能违背国法支持乱砍乱伐么？

李组长点燃了一支烟，沉默了好一会儿，等吐出烟圈来，才开口：“我也是学过法的人，知道乱砍乱伐是违法行为。咱们黄家村穷，就剩下老祖宗留下来的这点树了，要是连树都砍完了，后人吃什么？生态环境恶化，好山好水也没有了。到时，山里人还想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什么都没得吃了。我今天来，绝对不是来支持乱砍乱伐的。市委下派的工组应该对黄家村出现的这种状况负责，今后我们将为村民致富闯出一条路子来，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干警们严格执法是好事，有利于维护村里的治安、保护生态环境，但是乡里与派出所对黄家村采取任何行动都应该通知工作组。据我所知，派出所在执法过程中有一些不文明的行为，产生了很坏的影响，我刚才听群众叫你们‘鬼子’；其次，要从源头上治理乱砍乱伐行为，不要扰民。盘山乡出山的公路只有一条，乡里在此也设立了木材检查站，可是每天拉着木材出去的车还这么多，是不是他们交了罚款就可以放行了？如果你们把运木材的车全部拦死了，即使砍了也运不出，乱砍乱伐的现象还会这么严重么？老百姓用的了多少木材？不过是用来做家具、建房子的，用量很少。连这些也要没收，老百姓怎么生活啊？黄家村的这些情况，我会如实向上级反映的。”

“胡说！乡里的木材检查站我们一直在严管，没有砍伐证私运木材的我们会全部没收还要罚款。村民用的木材如果没有砍伐证，我们也要没收。这是法律赋予我们的职责，你以为是市委派下来的工作组就可以阻止我们执法么？”蒋所长，将手中的杯子重重的放在桌子上，“砰”的一声，水花四溅。
“蒋所长，息怒。工作组驻这个村，有他们的难处，咱们双方不如互相给个台阶下了的好。”谭书记又拉着蒋所长附耳说了几句：“如果闹僵了，他们纠住什么事，硬往上告，对咱们可没有任何好处。你说说村里住着工作组，他们不帮村民们讲话怎么开展工作？”
谭书记忽然提高嗓门大声说：“李组长说的没错，我先代表乡里先认个错。第一，我没有通知工作组，照惯例我们是通知村支书的，支书总是借故推脱，以后才不通知他的。今天，有工作组在这里，我们一定要先取得他们的支持与配合；第二：个别干警在执法过程中有不文明的表现，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我们要吸取教训、加强纪律整顿；第三：乡木材检查站要严管，切断木材非法交易的主渠道。老蒋，你也表个态吧！”

“我没什么可说的，赞成谭书记的三条意见。今天的检查就到此为止吧，兄弟们都累了，下次我们还会来的。话可得说明白，通知了不配合，我们就不会再‘通知’了。”
“咱们走吧！”蒋所长一挥手，起身要走。
“慢着，刚才五组组长也是村里黄会计的岳父文思明说留大家吃中饭。”李组长说。
“我看算了吧，我们还要赶回去。”蒋所长说。
“村里一片盛情，蒋所长可别当‘鸿门宴’了。”

“你这么说，我还真不走了。兄弟们，村里留我们，我们就留下来喝大碗酒吧！”
宴席摆开了，全都是大碗的肉、大碗的菜。蒋所长一瞪眼：“小杯喝不过瘾，我要与工作组的喝大碗酒。”
“那不行，这不公平。你们派出所的人多，我们喝不过你们。”李组长说。
“我们一个人敬酒，五个人全陪。谁不愿喝了，主动退场，别在这里碍眼。乡里谭书记与黄书记与咱们开车的司机除外。”
“好，一言为定”，李组长很爽快。我扯了扯李组长：“你别忘了，我是不喝酒的。”
李组长压低声音：“他们真当成鸿门宴了，多少要喝点，这节骨眼，不喝不行。老文对我说了，这次他们在村上收走一些木头，还罚了几户人家的款。咱们中国人的特点就是桌面上面子下不来，酒桌上一切好说，喝得爽快，他们一松口就行了。这里还有两个村干部，是可以扳倒他们的。”

酒一碗一碗的筛上来了，蒋所长捧着大碗说：“我是个粗人，也曾经是个军人，比不上你们文人会说话。对李组长这个舌头，我可是佩服得很。李组长，你要看得起我这个大老粗的话，喝。”说罢，仰着头不歇气，一骨噜喝下一大碗：“先干为敬。李组长，你喝下这一碗，我们兄弟都会陪你一碗。”
“好！蒋所长真是个爽快人。我这次来，不是要与蒋所长过不去的，而是为黄家村的村民来。咱们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啊，不知道农村苦啊！看着都心痛。凭这点我才敢得罪蒋所长的。当然，我不是支持滥砍滥伐，而是同情。好，我先喝下这一碗。”李组长歇了口气，也一骨泸喝下去了：“我代这些村民求个情，也只求一次。听说你们这次还收走了不少的树，罚了不少款。如果这些树不是商业用途，请蒋所长开开恩、免于处罚，将树还给村民。要是拿去卖的，这我不管，你们该怎么罚就怎么罚。我们工作组还将发一个通告，明确我们的态度，做好群众工作，禁止滥砍滥伐。”

“好，面子是要互给的。李组长这么给我面子，我也会给李组长一个面子。这次我们都不处罚了，下不为例。呵呵，咱们可是不打不相识啊！”蒋所长说：“张政委，你与李组长喝一碗，我做陪，咱们结识这个朋友。”
这张政委又端了一碗上来，这一碗下去，李组长已满脸通红，说话都带着卷舌音了。还有谭书记也上来了，李组长一拍我的肩：“小布，你来一碗，年青人多挑点担子，好干大事业。”他是让我顶一顶谭书记。
都迫在眉睫上了，看来这酒不能不喝。我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喝过酒，一口一口，酒辣着喉咙，吞在肚里像火烧一样，好不容易这碗酒才下肚。我听见有人在叫好，有人说“再来一碗”，我连忙摆摆手。后来，筷子都不动了，满屋子里都转，我想我是醉了。

不卑

十五、黑色：醉

以后，我回忆不起第三天的夜晚，那是一片空白。我想天上依然是有很多闪烁的星，地上有许多闪烁的星，屋里也有许多闪烁的星，与昨天的一样。只不过李组长再也没有与永高打白领，因为他们两个也都醉成泥了。

后来，听村里人说，是派出所的车把我们送回去的，这场酒战没有胜利者。李组长一口气喝了四大碗，便趴在桌子上睡去了；永高喝了两大碗，永高的岳父喝了一大碗，我喝了一大碗。蒋所长共喝了六大碗，一出门栽了一跤，坐在牛屎堆里。有人要伸手扯他起来，他抓了把牛屎竟要与人打架，好不容易被人架着上车。听说蒋所长出了洋像，李组长这才得意地笑了：“小布，学着点，这叫点穴。派出所的德性我知道，那是乡里的土霸王、地头蛇。他们是打着‘法律’的旗号抓收入，硬顶是不行，得点着他们的穴。这点穴就得捅到要害，又不把脸面全撕下来，留条退路给人下台。”

昨天没有吃晚饭，只昏沉沉的睡下。晚上也没有做梦，因为梦里没有故事。天与地混在一起，团成一团，转着转着。偶尔有一道光劈过，随即又暗了过去。记得亮着光的时候，我的手不觉会往桌子上一伸，说“水”，幸好那水总是摆在床边的桌子上的。睡着，睡着，最后一丝光亮起来了，并且越来越亮。我模模糊糊看见一个巨人双手撑开昏暗的天空，说：“我要天与地分开。”于是，天就亮了起来，被子、床、纹帐、透过亮光的窗子，越来越分明，它们不会再摇晃，不会再变浑浊的一团。昨天来电了，白炽灯竟亮了一个晚上没有关。

一起身，这手脚发软，胃也发痛，昨天的晚餐可是省了。扶着门往外一望，天与地竟如此分明，天蓝得那么纯，地绿得那么鲜，还夹杂着黑的、黄的、红的，这些都是可以摸到的、闻到的实物。地的色彩是不会与天的色彩杂在一起的，《千字文》说：“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便是从色彩上要把天与地分开。把天与地分开的那个人，西方人说是上帝，中国人说是“盘古”，这里的瑶族人说是他们祖先“盘王”。我能见到房子大都是低矮的、黄的墙，黑的瓦，也有草皮的黄色、杉皮的褐色屋顶，还有极少数是水泥的白顶屋。这是农村，这样的景色也只存在于农村，我想乡村的颜色与城市的颜色同样是不可混杂的。

可能是继“上帝”与“盘古”之后，还有神仙说了：“我要城市与农村分开。”于是它们就分开了；“我要官与民分开”，于是它们就分开了。毛泽东时代，想要混淆城市与农村、干部与农民之间的界线，可是知青们还是改变不了“做狗也想钻回城市”的心态。十多亿人谁也没改变过想当国家干部，吃皇粮的心态。“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天与地既然已经分开了，再杰出的政治家也不能把天与地、城市与农村、官与民的色彩混淆成一片黑色。

我依旧走到每天早晨练坐的石头上，江上的水又涨了一点，却清澈如故。村里人说上游下雨了，乡电站才能发电来，然而昨晚我却没有睁开看到电的功效，电灯、电视、电扇........还没有见过黄家村的雨。天比昨天又晴朗多了，天边先还只挂着几块薄薄透明的像冰片一样的白云，不久这些云全都化了，一点也看不到了。头还是有点昏，我用手捂着嘴，深深呵了口气，手上还残留着令人生厌的酒气。昨天，为了革命我可是拼上了，我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多酒。我想起喝酒的意义来，喝酒就是不想把事件搞得太清楚了，让天地回到混沌初开的时候，让城市与农村、干部与农民的界线彻底消失变成灰蒙蒙的一团——那叫“朋友”或“兄弟”。这时候，蒋所长支着李组长的肩膀子说：“李组长，今天我又认识了一个兄弟，说心里话，我喜欢结交你这样爽快的朋友。今天这事，兄弟有九分错，你一分错，咱一喝酒，谁都没错。”又摇摇晃晃走过来拍着永高的肩膀子说：“你是李组长的朋友，也就是我蒋某人的朋友。朋友之间，就得说话爽快，喝酒也爽快。李组长叫你高估，我也能叫你高估么？来，高估，我们先干一碗。”之后，永高叫蒋所长‘哥们’，他也很爽快的答应。就这样颠三倒四，最后再分不清个你、我、他来，这与农村上‘打白领’的效果差不多。酒，是个让人糊涂的东西，也是个好东西。酒醉聪明人嘛，要是派出所长愿意留下来喝酒，自然是个好事。酒是交际的手段，是战斗的武器。干部们常用一个很革命的词，说喝酒是“酒精”考验。机关里还流传过有一个‘酒精考验’的‘无产阶级战士’的名言：“我从来没喝醉过，但也从未醒过。”当然，也有反面教材，另一个‘战士’则喜欢重复：“我不会喝酒少了两级工资。因为我吃完饭就走人了，领导对我没印象。哪一天你放胆喝，斗胆提出你的要求，领导便说，你怎么不早说呢？这事好解决——如果摆在桌面上，就值得慢慢研究了。”这一正一反的说法，倒是提高了咱们这些刚入机关的青年哥儿的认识----“有酒不喝也不对”。然而，我却天生的酒量小，于是酒桌上的那些‘辞令’更没配套上来。

我的手在鸡蛋清似的水中搅了搅，水像绸缎一样被扯出来又滑落下去，掌中残留的酒味被这水的绸缎带走、冲淡，最终留在溪底的石缝之间。我双手捧起它们，它们像珍珠一样一串串从指缝里溜走，只剩下的一点可以敷脸的，这样连敷五六把我才会满足。最后一把，我会拼命的大嗍一口，润润喉咙。这水从高山上、石缝中一点点渗出来，甜甜的、清清白白的绝无半点污染。而李组长，是不惯于在这里洗脸的，他总要端在一个脸盆，从水缸中舀水洗。其实，在洗脸的问题上，他才更像城里人。

不卑

十七、他们这样“打白领”：乡镇长

从村里到乡里走路大约要四、五十分钟，乡里只有一条大街，背靠着山，下边是陡坡，房子都依山而建。据永高会计说，村里的富裕户大都在乡里建了房，乡里很难再看到黄墙黑瓦的土砖屋，大都是两三层的水泥平顶房子。

进乡的公路入口处第一眼就可以看到乡政府，乡政府是整个盘山乡的脸面，由围墙与大门圈成了一个大院子。院子里一栋四层楼，走廊从东到西，把办公室与宿舍串在一起。区别是不是办公室的方法，只是看挂牌没有就行了。谭书记的办公室在四楼的顶端，前面是办公室，摆着办公桌椅与书报，后面就是卧室与厨房了。门正敞开着，谭书记坐在办公桌后，端着个文件在看呢。我们走进屋里，谭书记连忙起身招呼：“是工作组的李组长与小布来了，快进来坐”，说罢，便在办公桌下找到了两个一次性塑料杯子，从一个很客气的竹筒包装里捏了一把“盘山茶”放在杯里，然后从外壳生了铁锈的热水瓶里倒出一杯热气腾腾的水来，端在我们面前。

“李组长昨天还好吧？咱山里人就是这个德性，性子粗，你别见怪啊！那天蒋所长是真喝醉了，我可还留着点面脸没多喝。”
“害苦我了，现在还头昏胃痛呢。不说闲话了，这次我是来找你商量村里的工作的。”
“什么事啊？”
“那我可就直说了，第一是：村干部的补贴太少了，每个月才能拿到40元钱，40元钱能做什么？你们乡干部下村几餐饭就吃掉了，这么点工资村干部都无心干事啊！第二是：村小学的收费问题，村民意见很大啊！为什么要增加500元钱的学杂费，老百姓出得起么？这可是违背国家政策的。”

“李组长，你住在高估家，跟他‘打白领’打了不少吧？也跟我打打‘白领’。你下乡来也有几天了，你看看我们这个乡的条件怎么样？咱们可都正科级，可人比人就是不一样。这样的乡，能给村干部发40元工资就很不错了。我的上届还留给我500万元的财政包袱呢，现在每一届政府都吃完用完还要借款花下一届的钱，现在我们乡里穷得连工资都发不出。可就是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会先保证村干部有40元钱拿。这‘三农’问题，我们乡镇干部可是体会最深了，我随便收集一下，就可以写一本小说出来。可有些话就有这么不好说，前不久不是有个乡党委书记写了本《我向总理说实话》么？我也可以向总理‘打白领’，向天下的老百姓‘打白领’。这样可就先得把我们的县委、县政府卖了，然后把自己这个乡党委书记给卖了。所以，我只与你‘打个白领’，请理解我们的难处。另外，如果争取到扶贫资金，你也要想办法解决一下乡里的困难。这还有点说不出口，你们工作组来来往往，上级来检查、参观什么的，招待应酬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啊。至于，村办小学收费的问题，县教委可是有批文的，我找给你看。”说着，谭书记便往屉子里翻东西。好半天，才翻着一份文件。
“这是县里的批文。我们盘山乡是一个穷乡，山里还有两个村没有小学。乡里没有任何能力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向县教委申请资金，县教委也没有钱批下来，于是开了这么一个口子。这笔钱主要用于在两个真正的少数民族村建小学的，剩下来的由乡学区统一调剂，补充各小学办学经费的不足。咱们的乡村公路也是多年没有维修了，其中还提了5%作为养路费。”
李组长看了文件，无话可说。想了又想，好不容易从牙缝中挤出一句话来：“你们这么做，孩子们不读书了怎么办？”
谭书记一愣神，接着呵呵笑起来：“老顺啊，你这么说话就好像不是咱们中国人似的。在中国，不读规定的书，不上规定的学，哪里会有出路啊？这些农民嘴上说不让孩子上学了，其实是想得很呢。农村人哪一个不巴望着自己的崽女有出息能跳出农门？现在走出农门的三条路，一是读书，二是当兵，三是打工。现在当兵没有高中文凭是不行的；打工也不能当文盲，那些拖板车、背麻袋的力气活能做一辈子？致不了富还不是要回来当农民？”

“你知道黄家村的小学是怎么建起来的么？是老支书黄先民发动村民集资建的，建校时村民的热情有多高啊，四五百人聚在黄家祠堂还摆了鸡鸭鱼肉烧香祭祖呢！他们巴望着黄家出一个像他们祖宗一样的大官，一笔拔下个千把万，穷村可就富了。他们建校的钱，乡学区是补贴了不少，这补贴款是从哪儿来的？不就是从加收的学杂费里出来的么？我们这样积累资金，每隔两年解决一个贫困村办学问题，下一个五年就完成任务了。噢，轮到黄家村多交点学杂费他们就不愿意了？话说回来，这些助学款我们先收上来。如果李组长能从上级要到钱，解决全乡的办学问题，我们立即退还。”
“还有个事差点忘记了。后天，市委驻县建整扶贫工作队的王队长与县建整办的李主任会来检查工作，村里也没得个电话，我正准备派人下去通知呢，没想到你们就来了。”

听了谭书记的一席话，李组长便再也不言语了，本来他是有满肚子话要说，甚至想大骂这个乡党委书记一顿。谭书记接着还说了许多问题，乡里人员超编，都在张着口要吃饭。做好事进人，是前一届的事；机构改革要打发人，就是他现任党委书记的事。这些人这么容易打发么？到时上级来说情的，亲戚朋友来说情吵翻了天，那脾气急躁又没有什么关系的，便扬言要绑上炸弹在乡政府门口自杀----这个乡镇长不好当啊。这些问题由来已久，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

村里穷，乡里也哭穷，唯一的办法只有靠从上级争取到资金，缓解乡里村里的燃眉之急。然而，建整扶贫只给一个点，让他做成“亮点”，其实这个‘亮点’也不算太穷，还穷的是山里那两个没有通公路的少数民族村，他没有能力解决乡里的问题。在这里，只有能争取到资金的人才会受到尊重。否则，连农民也会烦你，瞧不起你。

“市教委的李局长与我同一个村，我找找看，尽可能争取一笔资金来。”这个时候，朋友、老乡、亲戚的关系还是管点用的，扶贫看的是工作组长的能耐，谁面子大、关系广。当然，官大的面子才大，一个现场会、一张条子就能解决问题了；还有上次我部门关照了你部门，这次你部门关照一下我部门，礼尚往来也行。李组长这样一个科长，凭这点老乡关系，想到教育部门要钱，就如同搬梯子登天，很难。这次，他说的很不肯定，让人感觉很不爽。
快到中午了，谭书记要留中饭，李组长却坚持要赶着回去。路上他对我说，今后咱们尽量不要麻烦乡里，他们确实很困难。

不卑

十八、红色：喜事

第二天清晨，天空布满了一片片的鱼鳞云。太阳一出，鱼鳞就变成一朵朵盛开着的红花，像是为迎接喜事特意摆放的。我照例去了门口的江上，江上的水也像红花一样，然而这些红花不知是被那个多愁善感的仙女扯碎了，一瓣一瓣洒在江上，洒了一路。我想城市人很难理解“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诗句了，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江花’，眼下男人与女人们满脑子里装的都是‘票子’，然后为房子、车子而奋斗。而农民总能看到‘江花’，却不知有这样美妙的诗句，因为他们很少读书。耕读世家，在过去是现实，而在现实中却是过去。

江上的树叶被染成黄黄的秋叶了，如果不仔细些看，还当是秋天了。今天，没有再见到昨天的两只鹭鸶，换回来一群正在江上嬉戏的小鸟。它们贴着江面忽上忽下的追打着，叽叽喳喳的喧闹着，翅膀掀起一串水花，把‘江花’捣的支离破碎。今天，是天注定了要热闹一翻吧？隔了一会儿，一阵锣鼓的喧闹声把正在江上喧闹的小鸟全部驱走，‘江花’依旧粼粼的躺在江上，闪着，跳着。

村里人请客办酒的一般是两大：结婚、死人俗称红白喜事；两小：上大学、当兵，这两小被看成从农村走向城里的转折点。至于‘打工’的则是城市盲流，走出去也没有尊严。支书家这场喜酒用的是农村里的老风俗，让新娘坐上花轿。新娘家住得不远，就是这边小黄家村的，所以花轿完全可以胜任----而在城市用的大都是用花车了吧。
花轿由四个汉子抬着，从永高家后面的石板小路上去。不久，我又听到一阵爆竹声，花轿又“吱呀吱呀”的抬下来了。我与李组长、永高一家都站在小路边看热闹，前面开路的唢呐手鼓着腮膀子是个吹；后面有锣鼓手，隔三差五便“锵锵、咚咚”的敲两声，还真气派。这顶花轿全用红花布包着，看着真喜庆。

李组长转过头问永高：“你们村还兴用花轿迎亲啊？这在农村里都是少见的。”
“本村本组的一般都用花轿，山路不好走，花轿用得比轿车便利多了。要是外村路远的，就会包车过来。”
花轿沿着河边小道越走越远，我看见它弯过了学校门前的小桥，最终变成了一个小红点，隐入河对面的大黄家村去了。接着，我又听见了一阵爆竹声，声音这回小了，像在耳朵根挠痒。
“高估，我们什么时候过去？”我问道。
“等会儿，时间还早，客人大都没有来。”
“先民支书的儿子不是在乡里当秘书么？他娶的是哪家的女儿？”
“这家啊？就是上次给你鱼的黄爱国的女儿。他女儿与先民支书的儿子可是青梅竹马的一对，他们两家早就认了这个亲了，村里人也把他们当小两口儿看。”
“噢，又是包办的。”
“呵呵，这是两厢情愿的包办。”

日头差不多升到头顶时，我们来到大黄家村前的晒谷坪里。坪里早已摆满了各种圆桌、方桌，碗筷也摆上了。桌子旁聚着一堆一堆的人，就像早上见到的小鸟一样，叽叽喳喳嗑着瓜子聊着天。我们走进屋里，支书忙着把我们迎到楼上，楼上的平顶阳台视野开阔，能看到整个婚宴的场景。这边风很大，但风里干干净净，绝无沙尘，只卷着些稻花香与水草香。
“李组长，小布，咱们又见上面了。”乡里谭书记带着一帮乡干部刚从楼梯间里走出来。

“呵呵，还是谭书记精，闻着酒香就会‘打飞脚’赶来。”
李组长与谭书记打过几次交道，算是熟了，于是玩起幽默来。“那也比不上你精，你的腿比我快多了，算是‘飞毛腿’了”。说着，大家哈哈一通大笑。
“怎么没见到新郎新娘啊？要在城里新郎新娘可是要站在大门口迎客的。”李组长问。
“这就是乡下的土规矩，新娘是不能轻易出来见面的。”
又是一阵“噼里叭啦”的爆竹声，两个小伙子拖着长长的一串鞭炮，围着晒谷坪跑。烟尘与纸屑一道卷上了天空，硝烟味冲鼻。硝烟还没有散尽，便有穿着一身黑马褂戴着毡帽的小伙子牵着一个穿红花衣蒙着红盖头的女子走出来，那就是今天的主角新郎与新娘了。新郎戴着大红花，那一身行头就像是回到民国以前的旧式婚礼了。
“真有意思，像看戏一样，我还没看到过那个地方把新郎打扮成这个样子。你们村上所有的婚礼都是这样么？”李组长侧着头问身边的永高。

“一直都是这样，文革时被简化，花轿与新郎的这一身行头都省了，只发个喜糖就完了事。现在又倒着回来了，大多数人家都按旧式婚礼操办。你知道么，这农村上穿西装可穿不出样，像我这样的常走泥巴路、要下地干活，西装皮鞋总穿着不称抖。于是婚礼上干脆穿长袍马褂，这一套可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国粹。”
两亲家坐在靠着门边的上席，新郎新娘在族里一位老者的吆喝声中，拜了天地、两亲，然后双双对拜。拜完后，新郎揭开了新娘的红盖头。真是好一个俊秀的新娘子，脸红通通的，不知是羞红了脸，还是被喜庆的红衣儿映红了脸。新娘抬头张望了一下，听到一片喝彩声，便又羞得低下了头，红衣儿映得脸更红了。新娘新郎每桌轮流敬酒，酒桌便开始热闹起来，杯子碰杯子、碗碰碗，咣铛咣铛的响。接着，笑声也响成一片。

“今天先民支书家都来齐了？”
“是啊。”
“那穿着白衣服的姑娘是他家里什么人？看她那举止打扮，怎么看也不像是个乡下人？”
“你不知道啊？黄家村谁不知那是支书家的宝贝女儿，在乡里教书。支书可是从小当城里姑娘一样，不让她干重活，这脸庞这身段多像她母亲年轻的时候？”

我听到旁边那桌的议论，便向今天的焦点首席望去。果然，坐在支书旁边的那位白衣姑娘，不同于乡下姑娘，又不同于城里姑娘。如果非要说出印象来，我说那像五六十年代的女电影演员。衣着朴素，却掩盖不住美，那是一种不需去花时间打扮的美。

“许了人没有？”
“你小子别打主意了，这姑娘性情高，他爷老子嘴也扣的紧，多不肯轻易‘许’人。”
我听见村里讨论女孩子婚嫁问题，开始觉得有点好笑。好像“恋爱”一词还从来没有引进村里人大脑，还是“许”，愿还愿一样的“许”。如果是在城里，会问：找男朋友么？有心上人了么？绝没有这个“许”字这么认真、这么坚定，有男朋友了还是可以竞争的；有心上人还可以变心的。而一个“许”字，则缘分已定，动他不得，只能安分。

农村里的婚姻，大都是在安分上做文章。既然是你的份，别人动不得，自己也变不得。谁要是变了，你就别怪农民老九不讲道理，一家人扁担锄头全用上了。一些城市青年看到这些又要说农村‘封建’了，城里‘谈恋爱’是很随便的，三言两语不投机就“分手”。而到了农村你才会理解这种“抛弃”现代爱情观的包办婚姻为什么会盛行。农村不像城市，有那么多男男女女聚在一起，隔好几里才一个村。大多数人很少走出村，接触面小，又不能近亲结婚。所以一个缘分很难得，最好是事先‘许’好，谁也不能谈了这个又谈那个。再加上中国几千年的贞洁观在农村里仍保留下来，于是，父母怕变故便‘许’了亲，定了缘分，当然也还是有把自己给‘许’出去的。另外，农村里不像城里把什么感情放在首位，认为婚姻只是传宗接代，感情只是额外之物。

要把这“许”字说长，还得去回味《圣经》中上帝造人的寓意。人的婚姻自创世纪之初就是被“上帝”包办的：亚当还是独身时，上帝便为他造了一个女人，而且只造了一个。并告诉他这个女人是他的肋骨做成的，要好好爱她。夏娃长得是美是丑、脾气是躁是静，亚当都没有选择，只能爱她。他付出了爱时，才会有爱的回报。后来，男人与女人越来越多，选择范围越来越宽，缘分就越来越不确定，包办就越来越不时兴——很久很久以后，人们越来越讲自由，才有了自由恋爱。其中所有的自由都有点：爱与恨纠缠在一起，是分不开的。

走进婚姻的男女就再也没有恋爱的自由，少了许多没有必要的仇恨，让人有个安分之处。《礼记》中有一句话：“婚姻之礼废，夫妇之道苦，淫僻之罪多。”也许，对于‘许’字的承诺，农村上看的很认真，就是由这些传统中来的吧？
不能往下想了，历史的、现实的、理想的、肮脏的、纯洁的、无耻的、高尚的观念都会在这里乱成一团麻。总之，爱情永远不会是理性的。历史上记载，周幽王为博美人一笑，烽火戏诸侯，终至亡国；唐玄宗与杨贵妃那样“恋爱”，便“从此君王不早朝”，大唐盛世至此而终；希腊城邦时代有两个国王为争夺一个美人而发动特洛伊战争，臣民为了国王的一己私欲而血流成河。而现代的“新鸳鸯蝴蝶派”却放声唱：“爱江山，更爱美人；哪个英雄情愿孤单........”，七八岁的男孩也跟着吼起来：“让我一次爱个够........”在流行歌曲，好像除了“爱”再别无他物了。是的，现在的文学作品最喜欢宣扬不顾一切的爱，抛弃理智的狂热。而爱情真的来了，谁也免不了要怀疑、要忌妒、要仇恨，信任又不信任、快乐又不快乐，像要升入天堂又像要坠入地狱。


对于这样一个众说纷纭的词，争论几千年都没有结果的词，我失去了思考的耐性。还是看看爆竹劈哩叭啦的被引爆吧！这些家伙，本来就装了一肚子的火，只一根引线，吱吱一点燃，就绷开了。农村上说，这东西能避邪，凡是阴暗、邪恶的东西，都是聚结纠缠在一起的。只等到‘噼叭’一声，阴气才会被惊散开，阳气才会接来。农村上，过年过节喜庆的事，都会放些爆竹开喜。婚礼也是如此，应该是那些郁结纠缠的、不明了的恋爱终结,像爆竹一样一生一次,“叭”的爆了。
爆竹炸开了一地红红的纸屑，有些风，起先被压在人们的脚跟下，绕着脚跟飘着。我们下楼的时候，压着纸屑的人群大都散去，只剩下桌子、椅子一些单瘦的脚了。待这些脚都撤去，红红的纸屑便像蝶儿一样，一团团，压着晒谷坪飞。只一会儿，大风便把坪里扫得干干净净，红色蝶儿跑到草丛中，树梢上，屋顶上安家落户去了。

要是像李组长说的真像看电影一样，那今天的电影就该到此结束了。记得小的时候，看的是露天电影，我总是看到屏幕上出现“剧终”或“完”字才走。今天这场露天电影，却把个大红“喜”贴到门上，窗玻璃上，与一切该贴的地方——农村上遇到喜事，可以抹红的东西就一定会把它抹红。

不卑

十九、该不是白鹭鸶吧：小丽老师

风，大起来。永高说，这样大的风，该是要变天了。晚上，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黑夜里只有风。风是暖风，迎着风只要大吸一口气，便暖暖的通身舒畅。其余呼吸声，在风里压抑着变得很细微，要钻着风的缝隙才能吐出一大口。衬衣紧贴着皮肉，虽说没有沙尘，眼睛总是要半眯着。躺在床上的时候，总听见这黑夜里的响动，风扯着还没收起来的被单‘啪啪’作响，拨弄树叶儿‘哗哗’的响；忽然又有一阵风‘呜呜’擦过，好像是铁罐子吧，乒乒乓乓溜了好远。还有小黄家村上老房子的木轴大门，会‘吱呀---啪’的一声打开，又‘吱呀---啪’的一声关上。好在这风的节奏快，暖风是带阳刚气，吓不着人。

清晨起来，永高家靠墙摆着的柴火散了一地，一个原来摆在窗台上的装炭的铁罐摔了下来，滚出好远。

早晨还是有些风，但风小了一些。江上的景色一切如旧，只是敷了把蛋清似的水在脸上，沿指缝渗下的水会飘起来，弄湿衣服。而江边原来像大阅兵式整整齐齐站立的水稻叶，如今叶儿尖尖，齐齐的一边指，如持枪持剑，迈开方阵齐步走开了。稻草士兵们，伴着风声的呐喊，喊出秀气的沙沙声。神话里说：草木皆兵，其实这排兵布阵很有可能是先哲们从草木中悟出来的。天上的云又厚又重，随时能压下来，山的颜色很暗淡，如果不是鸡叫，我怀疑今天是不是起得太早了。我又看见天边飘着的白纸片了，一片两片，两片四片。然而，今天却没有一片落在我的面前。有几片从眼前飘过，我看见它们优美的舞姿了，曲着长颈，还会伴‘啪啪’的拍翅膀声。它们忽然高升、忽然转折；有时翅膀又尽力展开，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直线或曲线。天这么黑，而它们这么白，它们像是上帝为增加一点快乐或活泼气氛特地派来的天使。

不是么？大路上过来一个天使，白衣飘飘。

“嫂子，这一晚的大风，把你们家的柴吹得散到地上了，让我帮你收拾收拾吧！”
“哎呀，是小丽啊？不用呢，脏了你的手。你哥哥办喜事，不是很忙的么？怎么上这儿来了？”
“都办完了，这回没什么可忙乎的了。对了，我妈让我到这些亲戚朋友家走走，还一个礼。这儿还有很多没有吃完的喜糖、五香瓜子、花生、红皮蛋。嫂嫂捡一些过去，办喜事的东西吃了好。”
“二叔叔家真是养了个好乖的女儿，这么懂事。好，小丽，我就拿一些，也沾沾你们家的喜气。”
“哎，这位是？是不是你们家的远门亲戚？我从来没见过。”
“是小布，市里驻我们村扶贫工作组的。”
“百家姓还有姓布的？真稀罕。”
“别站着说话了，进屋喝喝茶，咱姐俩好好唠唠。”

“不了，我还要上我叔伯家去，以后再来吧。”
“是小丽吗？李组长让你带个话给你爸，今天上面要来检查工作，请他早点过来一下。”
永高在屋里用一个懒洋洋，似乎还没睡醒的口气说。
“知道了。”
说罢，她便像只鹭鸶，歇了一会脚就要飞了。她与永高夫人——--文家大姐唠了几句，我可一句也没插嘴，她就飞了。
我记着她叫黄小丽了。对了，鹭鸶鸟是不会到城里来的。

不卑

二十、拎公文包的一定是：城里干部

永高会计家门口停下了三两吉普车，一台是乡里的旧吉普，另外两台是日本产的三菱吉普。谭书记最先跳下车，另外两台的车门也一一打开，跳下一个个衣着笔挺，皮鞋澄亮的城里人来。一个国字脸，短平头，戴眼镜，夹着公文包的中年人紧紧跟着谭书记。

我们其实早就看到这些沿着乡村公路一颠一簸爬着的小甲虫了，老早就站在门口等着。

永高会计在一旁悄悄的嘀咕：“这些夹着公文包的肯定是城里大干部，连走起路来都神气。”

看来这公文包也是城市与农村、干部与群众最显著的区别。公文包里夹着许许多多的秘密，各种各样的规矩。干部们只要翻它一翻，就可以指挥你做这做那。
“李组长幸苦了。”那位戴眼镜的中年人开腔了，并伸出手来与李组长握手。乡里谭书记也跟我们握了一下手，便退到旁边。“先介绍一下村里的同志吧！”这位中年人接着说。
“这是工作组的小布，第一次开动员大会时你是见过的，还有印象不？这是村里的黄先民支书、谭四统主任，还有村里的会计黄永高，我们就是住在他家。”

“好。这位是市扶贫办的张主任、县里分管扶贫的黄县长、县建整办的李主任。我与李志顺组长是早就认识的，这位小布我印象中就不深了。就自我介绍一下吧。我是市委驻县建整扶贫工作队长，王友明，在市人大工作。”
“李组长，说一说你们今年的工作计划吧。”

“我们进村后，先是找干部群众座谈，摸清情况。现在村里的情况是，村集体经济一穷二白，农民收入极低。我们打算，公益事业：第一先把进村的路修好，你们也看到了，破破烂烂的很不好走；第二把村办小学的操场整好，这操场一下雨就满是烂泥，学生们没有个锻炼身体的地方。其次是村集体经济方面，准备建一栋房子，一楼办个榨油厂，二、三楼作为村委的办公大楼。另外，村里经常断电，村农们强烈要求办一个电站。如果可行，我们会尽力争取资金，尽最大努力满足群众的愿望。”

“就这些？在带动村民致富方面呢？”王队长提醒道：“看来你的思路还不清晰，这个要布置几个亮点。准备扶持一些种养殖示范大户，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带动大家共同致富。”
“还有，现在的村支两委的班子情况怎么样？有没有朝气、有没有活力？能不能团结共事？”
“村领导班子是去年建整扶贫换的，我想没有多大问题。”

“支书今年贵庚啊？”王队长转头问道。
“六十三。”
“这个年龄，在城里可要退休了。”

王队长讲话很不客气，弄得支书低着头不答话，怄气了。

“王队长，农村里就这样，还是个宗法社会。要选上年龄大，在宗族里有地位的人才合适，不然服不了众。”
“谁说的？共产党的天下还允许这种状况存在下去？城里58岁离岗，60岁退休，农村就行不通了？他们难道还要参照中央领导的标准？”
“这个......”李组长一时语塞：“先不说了，我先带你看看村里的面貌，中午到村里吃饭。”
“不用了，我以前来看过，你这里又没有什么动作，看什么呢。我走了，今天还有几个扶贫点要去看。明天，你与支书一起到县里开个会。”

说完，这一帮城里人都钻进小车，这大甲壳虫又如来时一般，一颠一簸的爬出山里。
站在路边目送甲壳虫出去的李组长与先民支书脸色都不好看，闷闷的站着，一句话也没有。而天上的郁闷却堆积得太多，终于扯破了那黑脸，滴下黄豆大的眼泪来。

“下雨了，我得走了。”先民支书开腔打破这沉闷的空气。
“支书，今天王队长讲话重了点，你别往心里去。”
“我晓得。”
说罢，支书一路小跑，折过那座没有栏杆的小桥，消失在对面的村落中去了。

“嘿嘿，还跑得挺快，看来老支书也不是老得走不动路了。”李组长望着消失在雨中的支书自言自语，他记得有好几次老支书称自己“老了”，不肯跟着自己跑，只有永高会计总是愿意跟着他。比如自己想要上山看一看那些地方适合种果树、那些地方适合种生姜，还有派出所到村里搜树那天，也是三请不动。支书经常这样口头支持，使得李组长非常不满。今天直肠子王队长把话一说，还真为他解忧了，不然，很多话他是说不出口的。
这是我们进入黄家村之后看到的第一场大雨，乌黑的天，时不时会闷闷的低吼两声，再‘啪’的一声给这个天昏地暗的‘闷葫芦’劈一刀，亮闪闪的劈开一条缝。一眨眼，这条缝又弥合了。
窗外的雨，千针万针；从屋檐上溜下了雨，一线一线；地上的雨，带着土地的黑色、黄色，如绸带一样，一条一条争下溪河。黄家村的人都说，好久没有看到这样的雨了，庄稼吃足了这把雨，就望着丰收了。

不卑

二十一、什么地方的人才会想：娱乐

雨下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太阳又出来收拾残局了。路上车轮碾压出一道道长壑，割出坑坑洼洼一地的黄泥水。走这种路，要踮着脚尖才能下脚。屋角还有些雨水没滴尽，亮晶晶的挂着，风一吹便孤零零的落下，叭嗒一下摔得粉碎。
江上还能不能洗脸呢？我绕幸的踮着脚走过去，水早已漫过每天都坐过的大石头，岸边的水草一根根倒伏，像被梳子梳过的。水浑浊的像泥汤，汤里还杂着树枝、枯叶之类的什么东西，早己不是蛋清色了。

李组长从行礼箱中翻出一双短筒套鞋，拎着公文包走了。他要走到乡里搭公共汽车去县里。一场大雨之后，这泥巴路可不好走。

临走前他留下一句话：“小布，我与支书到县里开会去了。开完会后，我回城里找一下熟人领导，为村里争取一点资金，要晚几天回来。村里的事，你多操点心，能处理的就处理，不能处理的把情况记下来，等我回来。”

李组长走后，这里就变得寂静起来，这几天永高像个大闲人似的陪李组长跑东跑西，一回来总要打“白领”聊到深更半夜。李组长一走，他就有更多的活忙了，白天总是不在家的。对了，刚下了雨，有电了，村里竹筷子厂的电锯吱吱呀呀的直叫唤，村主任正忙着给电锯喂食，而永高忙着上山砍竹子去了。农村上谁都能找到自己的事，而我干什么呢？

我可不能像李组长那样走村串户去了解情况，在村里人看来我是一个不懂事的男孩，不是一个拿得下决定的工作组长，他们没有空陪我闲聊。在这里，我没有朋友没有熟人，山里的日子过得很无聊。别以为我们是下来看风景的，那次我曾向李组长提议，将山村的风光拍几张照片留作记念-----特别是门口的那条江。李组长一瞪眼：“你以为你是下乡来看风景的么？这里的农民都在做事，你背个照相机四处瞎逛，让农民们怎么看？别忘了，上面还有根绳子牵着我们呢。按规定，咱们这里是点不离人，一个月要住上25天，上面会随时来查岗。刚来还新鲜，到时有你心烦的时候。”

也许，城里人与乡下人的隔阂就有这么深，他们会把“摄影”当成城里人的奢侈消费。但有一天我还是把相机带来了，给经常洗脸的江边留了个影----那天是两家单位的领导下来慰问，递“红包”给村里最困难的群众，所以李组长也没多说什么了。
干点什么呢？这时我才发现，一个人的心灵被孤独与寂寞吞噬才是最可怕的。城里人想出各种各样的方法排遣寂寞，比如：跳舞、麻将、电子游戏，这些统称为“娱乐”。前几年城里还流传一句俗语‘十亿国人九亿赌，还有一亿在跳舞’。这句话显然没有概括农村，农村很少有人跳舞，赌博也是最近从城里漫延到农村里的。农村里的赌博，绝对认真，意义不在于娱乐。我们驻点的黄家村赌风并不盛，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太偏，村民太穷，要做的事太多。

一根大竹子被塞进电锯，听它们吱呀呀的怪叫，然后村主任像清理战果一样把它们一根一根的堆起来，这也许就是农民的娱乐方式。我看见村主任这样干了很长时间竟不觉疲倦，在码竹子片时很得意地笑着----那像是城里打电子游戏，打完所有的老鬼屏幕上出现GAME OVER的笑容。我敢肯定这是一种人类还没有发明的新游戏，起码是城里那些老爷太太、公子小姐们从没有想到、从未尝试过的-----我却喜欢新鲜的青竹子被锯开时，竹子灰发出的清香，只是那些 “吱呀呀”的怪叫声让人受不了。

还有一桩可以做的事便是读书，我以为这样清静的山村是读书的好地方，而这样的怪叫声让人心不安。于是我就在村后边不远的竹林里，捧着一本还没有嚼烂的书，歪着头读。这里是绝对清静的，虽然有些叽叽喳喳叫的鸟鸣，可听起来并不讨厌。直到太阳升到了正中，从密密的竹叶缝里透射出来，我才回去----我也学会像老农一样看日头了。
竹筷子加工厂的怪叫声停了，村主任老谭应该是回去吃饭了。我在屋里坐定，从茶壶里倒出盘山那浓绿的手工茶，只听得屋外传来一阵轻盈的脚步声。接着一个铃铛似的声音从身后传来，说的是国语，这一字一句咬得清清楚楚：“我嫂子在家么？”

我回头一看，正是昨天来的那位白衣天使，如鹭鸶一般的姑娘。因为鹭鸶的脚总是放得很轻，它的鸣叫声也是清脆悦耳的。
“你是说高估夫人文嫂子吧？我刚回来。没见着她，估计干活还没回来。”
“现在还没回来？你是扶贫工作组的小布---噢，布科长么？”
“别这么叫，我还不是科长。对了，你来有什么事？是愿意在这儿等还是让我转告一声？”

“行，您代我转告一下也行。高估哥说他的儿子军军最近成绩差了，在班上总排倒数，说再这样下去就只有让他别读书了，昨天还问我有没有办法呢！我是个中学老师，打算这个暑假给他补习一下，反正假期是闲着的。你给高估与嫂子说一声，让军军明天上我家里来。我还要到几个学生家走走，就拜托您了。”
“小丽老师满口国语，让我感觉是回到城里了。”

“是么？说普通话是老师的职业习惯，我跟村里人讲的也是土话。你是城里人，我自然要说大家都听得懂的普通话了。”
永高与夫人双双归来后，我便将小丽的话转告给他们。这两口子当下就商量开了：军军这孩子，一到寒暑假就疯玩，现在的学习成绩在班上排倒数。放假这两个月交给小丽老师管管也好，人家虽说不收钱，但咱们礼还是该送的。接着，又商量着把灶上的十来斤腊肉送给小丽老师。
城里人的活动分成两类，一是工作，二是娱乐。工作是为了赚钱，赚钱是为了吃喝玩乐，享受生活。这不赚钱的工作，不开心的娱乐，就让人想不明白了。小丽老师到底是怎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