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传

任守愈

出仕孔子
　　
　　儒家思想中“出仕思想”是个很重要的内容。孔子的弟子子夏认为学习好的人应当出来做官为国家办事，做了官的人更应该努力学习。从夏启建立国家以来，宗族制度规定官史的世袭制也就是贵族子弟有了做官的资格。由于生产的改进，各地方诸侯势力的澎胀，新兴贵族产生，原来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做官的制度逐渐被对有国家有军功的人做官来代替，子夏的话也恰好是这一现象的反映。
　　儒家是不讲来世的，它只讲今生的。按照他的说法人首先要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学习好过硬的从事政治的本领，这是修身，而后出来作官，建立自己不朽事业。如何修身，关键就是做到“仁”的标准，这个我们要在后面着重谈谈。事功在我的认识当中，不仅仅是出来做官，还有对他人的“爱”。比如教书育人也是事功，以孝传家也是事功，把修身所得融于实际行动之中，便是事功。孔子出仕是当时士大夫弟子的通常的事，他的出仕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所学的“礼”运用到实践中来。
　　孔子幼年丧父，所以他不得不在年纪稍长便谋一个官职，开始孔子担任主管仓库的小吏，也做过主管牛羊放牧的小吏。这里要说一点，就是关于“儒”的问题，儒是一种职业，主要就是祭祀时主管礼仪的人，就是今天人们常说的司仪。孔子早年担任的这两个职务，都是办理一些很平常的小事，但是孔子做的非常认真。关于他怎么做，做得怎样已经没有文献记载了。引用汉朝卜式的话来说，养羊和养民一样，都要按照时令季节来管理，不能一概而论，并且要注意把性情品德败坏的赶走，不要使他引导其它人也学坏。虽然是小事，但是它的意义并不小，孔子从事这些小事的态度，我想家要比卜式更加贤明，体现他的一以贯之的精神。
　　孔子十九岁时娶宋国人为妻。二十岁时，孔子的儿子伯鱼（鲤）出生，鲁 君为了表示祝贺，赐给孔子一条鲤鱼，孔子认为这是无尚的荣幸，所以他就给自己的儿子取名“鲤”，字伯鱼。当时的诸候赏赐臣下，不以贵重的东西为标准。有人说，鲁君捕鱼的时候，孔子作为“士”也参与，恰逢鲁者钓到一条鲤鱼，知晓孔子生了儿子，便赏给了他。至于怎样赏赐已经很难说了，但是鲁君的确赏赐了孔子。
　　由于孔子知礼，故而他在太庙做过助祭的官职。当时有人很轻视孔子说 ，这个小子能知礼吗？到太庙什么也问。这是因为孔子年少，但是以知礼而闻名，故而他人讥笑，于是孔子回敬说，你这也是知礼吗？其实孔子知道入太庙后该怎么做，做此致什么，问年长的就是礼仪的一种，同时也是孔子非常谦虚的表现，这个时候的孔子学礼不仅仅是为了做官，更重要的是探索礼的本质。郑国的国君是上古少暭氏的后代，郑国的国君到鲁国后，孔子便向他学习少 暭氏的礼，如少 暭氏的职官等。在鲁国做官懂得国礼也就可以了，但孔子并不满足，他希望通过对各种“礼的”的学习，从中找出一条新的路子来。
　　在孔子看来，当时的国家是礼崩乐坏，过个时期正是社会转型，是恢复到旧的社会，还是向新的社会转化，孔子对这一变化最为不安。孔子相信，他所坚信的周礼也是对夏商礼的不断改造而形成的，孔子虽然向往文武周公时代，标举礼仪之道，但是他也不是涉空蹈虚地将他向往的道路推向“污蔑尽现代人”的阶段。对于同时代的人，尤其是对国家有关贡献的人，他都能持平而论。对于管仲，孔子肯定他保护诸候小国，驱逐外族的功劳，但也严厉地批评他收取人民大量的市租，手下人一人一职从不兼职，房舍修建与国君等这些不节约、越礼的行为不满。可见孔子不是想回到文武周公时代，而是在这两条路中，找出一条中间道路来，是中庸思想的体现。
　　孔子说他“三十而立”，对于礼的学习而言，这时候他已经 是通晓周礼了，没有其他人可以超过他的，是他初步确立应该怎样转的重要时期。
　　季孙氏是当时鲁国的新兴贵族，鲁国祭祀祖先的规模已经 比不过季孙氏，季孙、孟孙、叔孙氏的势力已经很大。孔子三十五岁时，季 平子因为斗鸡的事，得罪了鲁昭公，昭公率军队功打季平子，季平子联合三家与昭公开战，昭公兵败逃往齐国，孔子也跟昭公到了齐国，齐景王知道孔子是很贤能的人，所以问孔子怎样管理国家，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遵守君主的礼，臣要遵守臣的礼、父亲和儿子要遵守自己应该遵守的礼，这样国家秩序才能保证，国家才能上下一心。孔子的说法是针对当时社会环境而言的，季孙氏等越礼的行为，在各国中都普遍存在。这里还讲了一个道理。如果把这名话翻过来，就是“子子、父父、臣臣、君君”，一个国家的治理还是要从最小的家庭入手，遵从他们的礼应该 遵从的礼，“礼”不再也是制度而言，这个“礼”是内在的东西，与原来的“礼”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不学礼，无以立，礼是立身处世的根本，这是对个人道德修养而言，与以前的礼一样，孔子的礼是有约束性的，不仅仅只是对祭祀拿的国家大法的约束，而且对人的行为也进行约束，从形式而走向道德理论规范。
　　孔子在齐国宣扬的主张，触犯了齐国新兴士大夫的利益，所以这些人准备谋害孔子。孔子向齐鲁公说了这件事，齐鲁公无奈的说，我已经老了，不能再用你了，于是孔子又回到了鲁国。
　　孔子四十二岁的时候，鲁昭公死在了齐国，鲁定公立，四十七岁时，季桓子继承父位，季桓子宠幸的家臣仲梁怀与旧臣阳虎{就是将孔子拒之门外的阳虎）有矛盾，阳虎准备放逐仲梁怀，公山弗扰阻止。这年秋天，仲梁怀更加骄横，阳虎一怒之下，囚禁了仲梁怀，季恒子听了后非常愤怒，所以阳虎也将季恒子囚禁，后来与阳虎联盟，阳虎才将季恒子放了出来。于是鲁国便有了新贵越礼于公室，陪臣越礼于新贵。孔子认为这样的天下无道，便隐居起来，整理典籍，教授弟子。
　　儒家也有隐退的思想，但他的这种思想退是为了以后的进而准备的，有对社会看法消极的一面，但也是对未来美好的向往，一般的儒者隐退之后，进而修身，传授弟子，一旦时机成熟便再次出仕。
　　孔子在齐国的时候，三个月学习韶乐（韶乐相传是舜是时的音乐，陈敬仲逃到齐 国，顺便也把韶乐谱带去，陈敬仲就是后来田氏的祖先，舜之后，后来田氏代姜氏成为齐侯），专心到肉的味道都不知道了。吴季礼到齐国后他的大儿子死了，便葬在齐国，孔子说后，便亲自去看葬礼，他说吴季礼是懂得礼的人。有使臣到齐国，孔子必向他学习各国的礼。孔子说四十而不惑，一方面是他对各国的礼都 有了了解，更是深通周礼；另一方面，他逐渐的在学习众家“礼”和实践“礼”中，把“礼”上升到理性的高度，作为人的道德标准加以阐释，把礼上升了，就变成了“仁”。从有约束的礼的学习当中，对于人之所以为人有所理解，有所体会，这就是对自己自觉，有了这种自觉，也就不惑了。从“礼"到“仁”的认识，这个过程是人生境界的提高。孔子认为有些人重要加以约束，有些人则不需要，不需要的人是因为他明白“仁”的内涵，自觉的做“仁”人。
　　孔子五十岁前后，季氏与家臣阳虎、公山弗扰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阳虎与公山弗扰内外勾结，打着维护国君权威的旗号，准备囚禁季桓子，季桓子利用计谋逃了出来。孔子一向以反对权臣强于君主和，故而公山弗扰召孔子出仕，也是阳虎的意思，以利用孔子的名声，壮大反季氏的势力。孔子准备前去，但是子路反对。子路反对孔子是有理 由的，公山弗扰不是真正的为了国君，而是为了他的利欲，这样的人想利用的是孔子的声望，与季氏没有两样。孔子虽然想去，但是权衡利弊之后还是没有去。
　　孔子五十一岁时，季氏把阳虎赶出了鲁国，经过阳虎之乱，三家都有了警觉，原来那种不尊重示君王的习惯是不能再有了，在这样的条件下，孔子出仕 了。鲁定公任命孔子为中都地方的行政长官。在这一年中，孔子施行他的“以礼让为国”的政治主张，教授养、生、送、死的礼节，教化长幻有序，长者有尊，男女 有别，不得弱肉强食，路不拾遗等，一年间中都大治，四方都来效仿。一年间，孔子由中都宰升为司空（负责国家工程事务，有学者说此时的孔子应为小司空，即司空的副职），不仅又被晋升为鲁国的最高司法长官大司寇。
　　这几年正是孔子知天命之年。孔子认为“命”是一种力量，知天命，就是要了解事物的规律性和利用事物的规律性，以便在处理事务中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孔子由不惑之年到知天命是他认识事物的一个进步。知天命并不是谁想知就可以知的，因为一要认清自己控制的范围，二是要一心一意，尽力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孔子做官认真负责，勤勤恳恳，待人谦和，礼让为怀，对国君更是毕恭毕敬，国君召请总是立即前往，有时来不及备车，便步行去朝见国君。孔子在担任大司寇期间，反对不教而杀，乐于听取各方面的建议和意见。在诛杀少正卯这件事上，我认为是虚有的，从孔子的主张来说人是没有不能教化的，单单诛杀少正卯是不可能的。
　　孔子五十二岁时，齐鲁两国国君在夹谷相会，孔子以大司寇作相礼。在临行前孔子建议定公赴会应该加强防范措施、增加武备。齐景公君臣准备以武力劫持、要挟鲁定公，而且低估了孔子的智慧和胆识。在会上，齐国人假表演当地的舞蹈助兴，突然一群莱人手持武器闯了近来，孔子见此情景，一方面指挥鲁国士兵阻拦莱人，一方面责问齐景公，我们两国国君的友好会盟，怎么能让表演这样的夷狄之舞呢？会盟条件中有这样一条，如果齐国出兵打仗，鲁国必须派出三百辆兵车相随，否则将受到惩罚。孔子当机立断派鲁国大夫兹无还敬齐人说，你们如果不归还我们的土地，也是破坏盟约。会后，齐国为了改善齐鲁关系，只好按照盟约的规定，把原来侵占鲁国的土地还给了鲁国。
　　儒者不但要有仁心，而且还要有智慧和胆识。
　　夹谷之会，大大提高了孔子的政治声望，更加得到鲁定公和季桓子的信任。孔子五十四岁时，受命以大司寇摄相事，于是有了他实行自己政治主张的舞台。他主张“张公室”、“弱三桓”。所以，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后，他向鲁定公提出了“堕三都”的建议，由子路出任季氏宰，具体实施这个方案。
　　“堕三都”，即堕毁、拆除季孙氏、叔孙氏和孟孙氏“三桓”家的采邑费、郈、成三邑。开始三家鉴于家臣据邑叛乱，都表示支持，叔孙氏首先堕毁了郈邑。费邑的公山弗扰等人在堕费之前，抢先发难，率众偷袭鲁国国都，鲁定公和季桓子等匆忙逃奔到季氏家中，凭借武子台抵抗。孔子听说后，组织人马击退费人，乘胜平乱，堕费邑。
　　堕成邑时，孟懿子手下有个人叫公敛处父的对孟懿子说，“堕三都”旨在抑三家，强公室。于是孟懿子任由公敛处父据成抗堕。直到这年十二月，鲁定公亲自帅师围城，无功而返，“堕三都”的计划也以失败而告终。
　　当孔子、子路师徒与鲁国当权贵族之间矛盾日益加剧的时候，北临齐国也担心鲁国重用孔子而强大起来，于是齐国选派美女、良马送于鲁定公和季桓子。鲁定公和季桓子接受了齐国的美女良马之后，整日游乐不理朝政。
　　孔子知道再难以得到鲁定公和季桓子的信任和支持，于是便辞去官职，开始周游列国，寻求他一展宏图的国家去了。

任守愈

周游列国

　　孔子师徒决定西行先到卫国，那里有做官的子路的妻兄颜浊邹，而且卫是鲁国“多君子”的兄弟之邦。
　　不过几日便到了卫国，孔子赞叹说，卫国的人口真多啊！他的弟子冉有问他：人口多了，然后该怎么做呢？孔子说，让他们富起来，其次就是对他们进行教化。富民思想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孔子认为，无论是君子还是小人，只要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取得财富都是对的。虽然，孔子赞成像颜回一样一生贫困的人，这样的人是只考虑别人，不考虑自己，但是对那些不太考虑国家大事而又不能富裕的人，孔子是鄙薄的。孔子的主张不仅仅止于富民，在富民的基础上，对人民还应该进一步的施以教化，提高他们的道德水平。
　　孔子来到卫都帝丘（今河南省濮阳县西南）后，先住在颜浊邹家里。不久便受到卫灵公的接见。卫灵公问空子，你在鲁国做官时，一年拿多少俸禄？孔子说，俸粟六万斗。于是，卫灵公就给孔子每年六万斗的优厚待遇。但是好景不长，有人在卫灵公前说了孔子的坏话，卫灵公听信谗言，便派一个名为公孙余假的人出没孔子住所，以便及时向卫灵公报告孔子师徒的行踪。孔子见卫灵公不信任自己，担心惹来灾祸，所以在卫国住了十个月后，就带着学生们离开卫国，准备到陈国去。
　　路经匡邑时，驾车的颜刻手挥马鞭指着匡邑的城墙说，我们就是从这里打进去的。这句话被匡人听到，又因为孔子长的象阳虎，于是匡人就把孔子给拘禁起来了。原来阳虎在鲁定公六年时，带兵攻打过匡地，至今还为匡人所忌恨。混乱中，孔子的弟子被匡人冲散了，他们发现自己的老师被匡人拘禁了，先后又回到老师身边。颜回最后一个回来，孔子说，我还以为你死了呢？颜回说，您老人家还在，我不敢死。关切之情洋溢于内。匡人拘禁了孔子整整五天，弟子们都担心孔子的安危，而孔子却镇定自若，开玩笑的说，周文王死了之后，一切文化遗产不都在我这里马？天若是要灭亡这些文化，那我也不会掌握这些文化了，天若是不灭亡这一文化，那匡人就不会把我怎样。
　　最后，匡人经过数日的审查，终于把孔子放了，经过这样一闹，去陈的计划打乱了，他们又返回头向北回卫国。恰好，卫灵公驱逐贵族公叔戌，公叔戌盘踞蒲城作乱。孔子等在蒲城受到蒲人的劫持胁迫。孔子的弟子公良孺气愤地说，宁可战死，也不要老师再遭受在匡邑的灾难了。于是率众人奋力反抗，蒲人一时难以奈何孔子子师徒，双方讲和，只要孔子师徒不到帝丘去，就可放行。孔子同意了。等一出蒲门就嘱咐弟子们北上，直奔卫都。子贡不解的问，我们刚才不是和蒲人定盟了吗？孔子说，他们是强迫我们定的，即使是神灵也不会认可，我们还要遵守它吗？
　　卫灵公很高兴孔子师徒能回到卫国来，亲自到郊外去迎接他们。孔子这次回到卫国后，住在彼此心仪以久的卫国贤大夫蘧伯玉家里。同时，也惊动了卫灵公最宠幸的夫人南子。南子崽三召见孔子，孔子不得已去见了南子。南子坐在宫中的帏帐中接见了孔子，两个人彼此见了礼，只听见南子身上佩戴的玉饰发出锐耳的碰撞声。孔子对南子能够以礼接见比较满意，于是他就把这件事的过程讲给他的学生们听。子路听了很不满，孔子为了表示清白对天发誓，如果我做错了事，老天会惩罚我的！老天会惩罚我的！止乎礼是值得提倡的，并没有什么。
　　有一次，卫灵公和南子同出出游，让孔子乘坐第二辆车，招摇过市，孔子大为不快，有了离开卫国的心思。卫灵公日见衰老，无心朝政，更无心启用孔子，孔子感慨的说，这样一个国家，如果用我，三年大治。
　　鲁哀公元年，晋国发生内讧，执政的赵简子讨伐范氏和中行氏，范、中行氏的家臣中牟宰佛肸盘踞中牟抗拒赵简子。佛肸知道孔子在卫国不得志，请孔子到中牟来，孔子准备前往，子路说佛肸的召与公山弗扰的召有什么区别，孔子就没有去中牟。
　　孔子决心到晋国会一会赵简子，于是，孔子师徒来到黄河岸边，准备渡河。这时候传来一个不好的消息，说赵简子把晋国的两位贤大夫鸣犊和窦掣杀死了。孔子说，鸣犊和窦掣都是晋国的贤大夫，赵简子在不得志的时候，依靠他们，等他执政之后，却杀了他们，这样的人不能结交的。于是，又返回到卫国，继续住在蘧伯玉家里。
　　这时候，卫晋两国关系日趋紧张。鲁定公十四年秋天，卫国太子蒯聩刺杀南子未遂，逃往宋国，后来又到晋国。当时，晋国知、赵、魏、韩与范、中行二氏矛盾日益激化。赵简子讨伐范、中行二氏，而卫国则与齐鲁等国支持范、中行二氏。所以卫灵公对孔子赴晋之举较为不满。等孔子再次回到卫国后，卫灵公整天与孔子谈论行军打仗之事，孔子说祭祀的事我知道，打仗的事我不知道。孔子离开卫国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不久、鲁哀公二年四月，卫灵公死，蒯聩的儿子辄被立为滚军，是为卫出公。晋国则竭力扶持蒯聩回国即位，于是派阳虎帅师护送蒯聩返回卫国。在回国途中，遭到卫国军队的抵抗。在齐国的支持下，卫出公把他的父亲围困在距卫都20公里的戚邑中。在这种情况下，子贡代表学生们问孔子说，伯夷、叔齐是什么样的人，孔子说，是古代的贤人，他们求仁得仁，没有什么遗憾的。子贡出来，对学生们说老师不会介入蒯聩父子王位之争的。
　　卫国祸乱将至，在卫国滞留四年之久的孔子失望地离开卫国，再次奔陈国而来，是时鲁哀公二年七月。
　　孔子一行离开卫国，途径曹国，来到宋国。宋国本是孔子的祖籍，而且也是他妻子的祖籍，孔子年轻时也来过宋国考察商礼。宋司马桓魋骄横奢侈，妄想死后不朽，命工匠给他制造一座巨型的石椁，工匠们辛辛苦苦三年还没有完成。孔子听说后很不满，说与其现在活着，还不如死后早点腐烂呢？桓魋听了很生气，想伺机报复，加害孔子。
　　一天，孔子和他的学生们演练礼仪，桓魋派人前来闹事，把大树砍倒，并准备杀死孔子。学生们深恐老师遭受不测，就催孔子早点离开宋国，虽然孔子不以为然，但是为了安全期间，还是离开了宋国，来到郑国国都新郑（今河南新郑县）。
　　在路上，孔子和他的学生们走散了，孔子一个人站在新郑东门外等候弟子们前来会合。弟子们到达后，便向路人打听，有一个人说，城门外有一个人，他的额头象尧，脖子象皋淘，肩膀象子产，但从腰以下比禹短了三寸，他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活象一只无主的丧家犬。弟子们找到孔子后，把这些话告诉了孔子，孔子笑道，的确如此，的确如此。
　　孔子师徒在新郑会齐后，一路行走，顺利到达陈国。这一年是鲁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到陈后，住在陈国大夫司城贞子家，并受到陈湣公的敬重和礼遇。
　　这年秋，季桓子病重，嘱咐他的儿子季康子说，我死后，你执政，执政之后，一定要把孔子召回来。季桓子死后，季康子即位，他想召回孔子，公之鱼劝他先召回冉求，于是季康子派人召聘冉求。
　　冉求决定回鲁国，临行时，孔子高兴地说，鲁国来召冉求，一定会重用的。孔子对地址们说，回去吧！回去吧！我们家乡的年轻人奋发向上，志向远大，文采斐然，我真不知道如何教他们！子贡知道孔子想回鲁国，在送冉求时说，在鲁国受到重用，被忘掉来请老师啊！
　　孔子在陈三年，主要从事教育文化活动。
　　楚昭王病了，有人占卜说，是神灵在作怪，建议楚昭王向神灵祷告，把病转移到其他大臣身上，或祭祀河神消灾免祸。楚昭王不信这些，也不愿意嫁祸于人。孔子在陈听说后大加赞赏。楚昭王听说他十分景仰的孔子在陈国，便派人。礼聘孔子到楚国，还准备把一处方圆七百里的地方分封给孔子。楚国令尹子西劝楚昭王说，你身边的使臣出使他国有比子贡强的吗？治理国家有比颜回贤能的吗？打仗有比子路勇猛的吗？处理管家事务有比宰我还干练的吗？昭王说没有。子西又说，我们楚国的祖先受周天子分封时，名位只是个子爵，土地跟男爵相等，只有方圆五十里。现在我们的疆域这样辽阔，已经大大超出周天子规定的面积了。今天要分封给孔子这样多的土地，我听说他遵循三皇五帝的遗规，效法周公、召公的德业，大王重用他，对我们国家不利啊！楚昭王听从了子西的话，打消了封地给孔子的念头。这年秋，楚昭王病逝。
　　楚国来了邀请，孔子便要去。孔子起程到达陈、蔡之间的旷野地带。这时，陈蔡两国深恐孔子受到楚国重用对己不利，便合谋派兵把孔子师徒围困在陈蔡之间，使他们不能到楚国。
　　孔子和弟子们被围困在旷野地带，饥寒交迫虽然孔子依然神情自若地讲诗诵书，弹琴歌唱，但这一次的困境在弟子们中间引起了波动。子路性子急，首先问道，有操行的君子也会有如此穷困吗？孔子说，君子自然也会遇到困境，但他们能够坚持他的操守和思想理念，而缺乏操守的小人，便不同了，他们一遭受穷困，就什么事也能做得出来。
　　孔子师徒被困断粮七天后，楚国派兵赶到他们被困的地方，把他们接到了负函。他们一行到负函后，受到了时任负函守将的叶公沈诸梁的礼遇和款待。沈诸梁的采邑在叶，所以也叫叶公。
　　孔子在蔡期间，还专门到叶去拜访过叶公。叶公还向他请教治民之道，孔子对叶公说要施以惠政。后来，叶公问子路，孔子为人如何，子路没有说。孔子知道后，对子路说，你就说“其为人也，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矣”。
　　离开叶，在回蔡的路上，孔子碰到在田间耕作的长沮、桀溺。他认为他们是隐居的高士，就叫子路去打听渡口在哪里。长沮、桀溺问明是孔子的弟子后，就讥笑说孔子应该知道渡口在哪里，又多子路说，与其跟那个逃避暴君乱臣的人到处奔波，还不如和我们一样真纳感避开乱世，安逸自在好哪？子路把这些话告诉了孔子，孔子长叹一声说，人总该尽做人的一份责任。
　　又有一天，子路向一位用拐杖挑着锄草工具的老人打听孔子的下落。那位老人奚落说，你们这些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谁知道你们的老师是谁？子路感慨道，君子出来做官，正是为了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或许无法实现，这我们早知道，主要是为了尽 一份心。
　　还有一次，楚国的狂人接舆一边走过孔子的车子，一边唱道，凤凰啊！凤凰啊！为什么这样倒霉？过去的不能再挽回，将来如果不再执迷不悟还来得及，算了吧！算了吧！现在的从政者危险啊！孔子下车，想和他谈谈，他却走了。
　　鲁哀公十年，孔子一行路过陈、宋，又回到卫都帝丘。途径宋国西北的边邑仪时，当地的边防官仪封人请求拜见孔子。孔子在学生的要求下会见了他。会后，仪封人对孔子的学生说：“天下无道的日子已经很久了，上天就要让你们的老师来做警醒世人的精神导师啊！”仪封人的话对孔子师徒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在到卫国之后，孔子依然满怀激情和希望，提出了正名思想，他要人们的一言一行必符合自己的名分。但是当时的卫国君位之争还没有结束，虽然返卫后受到卫出公的礼遇，但是他的希望又一次落空了。
　　鲁哀公十一年春，齐师伐鲁，回国后担任季氏家宰的冉求为季氏率领军队，在城郊大败齐军。季康子冉求，你的军事本领是从那里学来的，冉求说从孔子那里学来的，季康子进一步问孔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并说想召他回来可以吗。冉求说，召他一定要重用啊。于是季康子下定决心，不久便派人召回了孔子。这样在异国他乡客居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孔子终于回到了鲁国。
　　通过十几年的客居，孔子一方面总结经验，不断完善他的“仁”学体系，把惠施于民，注重富民等这些政治主张提出来，并加以完善，正是“仁”的理论在政治上的体现。另一方面，无可奈何于其中的变化法则，以至于使他采取这种夹杂主观能动性较少的“顺命”态度，也可以说他这个时候，掌握了一定的规律，分析问题的方法变更加先进了。
　　十四年之久的周游生涯，促进了孔子师徒间的感情，老师欣慰地说自己的学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学生说老师：“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遂欲从之，末由也已。”（《论语·子罕》）真是：“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同上）

任守愈

晚年孔子

　　孔子回到鲁国后，被尊为“国老”，然而他终究还是没有能在鲁国受到重用。晚年的孔子也不再急切地追求入仕做官。但是，作为国老，德高望重的政治顾问，孔子仍然可以参与国家大事，针对鲁国和各诸侯国的时政，发表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政见。在这一时期，孔子晚上了他的政治理论。
　　（一）政者正也。春秋时，鲁国一直处于强齐的威胁之中，为了对付齐国，鲁国曾“作丘甲”，即以一里方圆为井，四井为一丘，一丘出马一匹，牛两头，来增加军赋。季康子准备“用田赋”代替“作丘甲”更加倍增军赋。鲁哀公十一年，靠归鲁后不久，执政的季康子便派冉求以这件行政大事征求孔子的意见。一开始孔子没有出声，询问三次后，孔子私下与冉求说，君子所作所为都应该依照周礼，要惠施于民，反对苛政暴敛。但是季氏和冉求并没有听从孔子的劝告，孔子极为不满，尤其是对他的学生冉求，认为冉求有悖师道，众弟子可以鸣鼓把他赶出师门。按照孔子的说法，圣人所行的政治应该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孔子认为行政不只是一种行政事务的形式，而是推己及人，使民众富裕起来，民众富裕起来，国家也就强盛。他的这种学说不仅是要部分人富起来，更是要通过道德教化促使全体富裕起来。
　　子贡向孔子问怎样处理政事，孔子说，充足粮食，充足武备，百姓对国家有信心。子贡又问，如果不得已在粮食、军备和人民信心三者中去掉一项，先要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军备。子贡又问，在剩下的两者之间去掉一项是哪个啊？孔子说粮食，没有粮食不过是人死，人总是要死的，但是如果人民对在政府缺乏信心，国家就站不住了。孔子不否认“足食”、“足兵”对维系权力的合法性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就权力的基础而言，民心更为根本，而这一基础更需要通过统治者与民众之间的良性道德教化关系来保证，这就是“信”。
　　就教化而言，孔子提倡，先修己，“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他认为，统治者本身行为正当，不发命令，事情也行的通；他本身行为不正当，纵是三令五申，百姓也不会信从。孔子要求君主首先要提高自己的道德品质，而后用自己的行为教化百姓。
　　（二）人道政为大。鲁哀公问孔子，要做些什么事才能使百姓服从哪？孔子说把正直的人提拔起来，放在邪曲的人之上，百姓就服从了；如果把邪曲的人提拔起来，放在正直的人之上，百姓就会不服从。孔子认为，管理国家的人应该是贤人，他特别强调执政者个人的品德和修养在政治中的重要性，认为执政者个人品行对于政治的成败兴衰来说句有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惠施于民，把国家治理好，另一方面，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教化民众。
　　孔子所谈论的教化，仍然是围绕人道、人义和五伦这些来运作的。孔子的最理想社会就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社会。孔子还认为，即使不入仕做官，只要他在宣扬孝友之道而产生了光法的社会效益，也就尽了他的政治责任了。
　　孔子的这些主张与春秋以来，先民后神的思想有直接的联系，也是祭祀进入家庭之后理性思维的升华，他提出了五伦，从家庭到社会，到国家中，把自己的理论作为一种政治规范理论，道德政治沦为儒家解决现实问题，批评时政暴君的标准。
　　（三）请讨弑君者。鲁哀公十四年，齐相田成子，弑杀了齐简公。孔子对这件事很愤怒，斋戒沐浴后朝见鲁哀公，请求出兵讨伐。哀公让他去禀告“三桓”，“三桓”不肯出兵。孔子明白“三桓”是不可能发兵的，因为他添列士大夫，不得不这样做。
　　尽管，新贵越礼王室这种情形已经很久远了，到孔子时代已经无法改变了，但是孔子依然固执地坚守自己的理念，极力反对新贵越礼王室的行为。
　　晚年孔子，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整理六经，由于《乐经》遗失，故又称五经。
　　孔子在整理六经时，有这样几个原则：一是述而不作，孔子整理历史文献是为了弘扬传统文化，特别是周文化；二是温故而知新，他希望通过学习历史文献知识，结合当前实际，解决问题；三是一以贯之，孔子通过对六经的深入研究，发现其中有一脉相承的东西。
　　《诗经》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部诗歌总集，是孔子为了教学而删定的。有人记载说，诗原来有三千首，通过孔子删定而成为三百首。孔子删诗的一个重要标准是“思无邪”，按照他已经形成的思想理论来认定诗的纯正性和思想功用，所以司马迁说“取可施于礼仪”。
　　诗与乐是密不可分的，古代的诗歌都是可以传唱的。在礼乐崩坏的时代，孔子在周游列国过程中，使乐能够与诗重新相配，在礼仪场上可以咏唱，在删定《诗》的同时，尽量恢复诗乐相配的古毛，使雅得归于雅，颂得归于颂，而且，诗三百首都可以咏唱。
　　《礼记》是孔子后学阐述礼的意义和作用的文献总集。孔子传习周礼，不仅学其礼仪，更加强调礼的内涵，对于礼的本质给予了系统理性论证，所以孔子修“礼”不仅仅局限于外在形式的礼仪，而更为重要的是理性阐述。
　　《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有系统的史书，但是其中有很深的哲学内涵。孔子尽力收集上古三代的历史文献，并按照时间顺序系统地编撰了《尚书》，上自尧舜，中历夏、商、周，下至秦穆公。而且，孔子作了序，阐明了各篇的宗旨，虽是考三代圣王之迹，以观政治兴衰成败之道，但也借此表达了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
　　孔子不仅整理了《诗》、《书》、《礼》、《乐》，而且还为《易》作了传，编撰了《春秋》，孔子以前把《易》作为卜筮的书，而且他十分反对占卜，到老年之后才学习《易》，惊奇地发现其中的深刻的哲学内涵，但是他再也没有多少精力来学习《易》了。孔子把他的学习心得保留下来，他成为最早对《易》做传的人。
　　为了给越礼者留下警示，而作《春秋》，从儒家大义出发，从维护周礼角度出发，记录评价人们所做的事，后世把这种写法叫做“春秋笔法”。
　　孔子是位思想者，鲁国平静的生活使得他可以有闲暇来反思自己的一生。这一时期，孔子更加完善了他的“仁”学思想，仁作为内在心灵的美德，这些美德不在于言语的华美，这些美德往往在那些不善言谈的人身上。仁学的最高境界就是要通过求仁得仁的内省，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孔子认为得仁的途径有两条，一条是通过礼的约束来达到仁的境界，另一条是通过自觉的内省。这种通过礼的约束而取得仁的，是在逐渐学习“仁”的思想中，使他们从不自觉走向自觉。这个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真正把握住了仁的本质，仁人是不会有错的。这里还想说一点，就是孔子不赞成为仁而得仁，同样也需要懂礼、知礼。
　　孔子六十九岁时，伯鱼死了；孔子七十一岁时，他最得意的弟子颜回也死了，第二年他的又一位得意弟子子路也死了。颜回和子路的死对孔子打击很大，他们跟从孔子最久，而且是周游列国在困境中互相支持的志同道合者。
　　有一天，孔子手持拐杖很逍遥地在门外走动，看到子贡前来拜见说，你怎么来的这样迟啊！并说，泰山就要到了吧！房梁就要塌了吧！哲人就要谢世了！说着流下了眼泪。七天后，孔子去世了，享年七十三岁。这年是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
　　鲁哀公为孔子作了祭文，孔子最懂礼仪的弟子公西华主持了丧葬仪式，弟子们在孔子坟前守孝三后纷纷离去，只有子贡在孔子墓前又守了三年。

任守愈

孔门弟子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创办私学的第一人。西周末，春秋时代政治动荡，王室衰败，兼并战争此起彼伏，对只有贵族子弟才能享有入学受教育权利的官学来说受到了很大冲击。所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大批周王室世代执掌文化学术教育的官吏便散落到民间，这为兴办私学创造了条件。
　　孔子出生后，他的家族逐渐衰落，加之他幼年丧父，他成长在艰难困苦之中，但又自小受到贵族礼仪风习的熏陶，而且勤奋好学，青年时代便以博学知礼而闻名于外，这也为他创办私学提供了现实条件。
　　史称孔子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论语·先进》中，孔子把自己的弟子分为四科，这四科弟子是孔子弟子中优秀的一批，不过这批弟子是在周游列国逐渐培养的，优秀的弟子不只这些。在孔子心目中颜回、子路和子贡是他最得意的三个弟子，尤其是颜回。
　　颜回，鲁国人，字子渊，也称颜渊，小孔子三十岁，其父颜路也是孔子的学生。
　　颜回家境贫寒，但能安贫乐道，他追随孔子周游列国，出生入死忠贞不渝。颜回是继承孔子学说的最佳人选，孔门中体验生活，继承“礼”、“仁”的方式就是要自觉，有了自觉才能由“礼”到“仁”，心神安定。孔子也认为这种境界很难达到，对颜回能“三月无违”的保持下去，很满意。孔子对颜回寄以很大的希望，告诉他天下有道，则出来做事，天下无道，便退而修行，为再次出仕做官。颜回也是一位能严格遵守老师教诲的弟子，他能够举一反三，认真领会孔子的思想，更能够创造性的发挥老师的学说。颜回在孔门弟子中突出两个字“德”与“乐”。他以德行为重，乐于学道是众弟子中最杰出的。宋代周敦颐教二程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就是说颜回的学道精神。颜回在四十多岁时就去世了，孔子为此伤心欲绝。
　　子路，名仲由，子路是他的字，鲁国卞邑（今山东泗水县）人，因在季氏家做过家宰，故而也叫季路，小孔子九岁。
　　子路在孔门弟子以好勇耿直，性急直言而著称。子路颇有治理政事的才能，而且在军事领域有所建树。在“堕三都”中，子路就是具体的执行者。他们师徒居卫时，子路做过卫国的蒲邑大夫，治蒲三年，井然有序，深得孔子的赞赏。孔子说交给子路一个大国，他可以使这个国家富裕起来。楚国令尹子西劝楚昭王时从侧面反映了子路的军事才能。
　　子路是一个闻过则喜的人，敢于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时是孔门弟子中责问孔子最多的人。他也是一个恪守孔子礼教的弟子。子路随孔子归鲁后，先在季氏门下做官，后来又赴卫担任卫国执政大夫孔悝的邑宰。鲁哀公十五年（公元前480年），流亡在外的蒯聩再度潜回卫国与其子卫出公争夺君位。蒯聩以其姐孔姬（孔悝之母）为内应，暗中攻入孔家，胁迫孔悝登台盟誓，改立自己为君。子路闻讯后，不听同学高柴的劝告，只身赶来救孔悝。在战斗中头上的冠缨掉了，这时候谨记孔子所说的“君子死而冠不免”，在他系冠缨的时，被蒯聩手下的人杀死了。子路的死距颜回的死仅一年，孔子闻讯后，说自从藜芦投到我门下，就再没有听到诽谤或讥讽的言语了。
　　子贡，名端木赐，卫国人，小孔子三十一岁。子贡在孔门弟子中最为突出的特点是：一是巧言舌辩，二是擅长理财。
　　田常准备在齐国作乱，但又忌惮高、国、鲍、晏四氏，故而想派兵攻打鲁国以转移视线。就在这个时候，子贡出使齐、吴、越、晋四国。子贡到齐国后，对田常说，鲁国是个小国，即使你把他打下来，也只能算是国君的功劳，而不是你的，吴国是个强国，你如果伐吴，就是不胜，君主的力量已经很小了，齐国也就只是你的了。田常说，我已经派兵讨伐鲁国了，怎么撤回来再打吴国啊？子贡说，我去一趟吴，说服他们救鲁，你就可以攻打吴了。于是，子贡又到了吴国，他对吴王说，我听说君王不绝，霸者没有强敌，现在齐国在攻打鲁国，正是吴国显示自己力量的时候。吴王说，我们灭了越国后，越人怀恨在心，我担心他们乘虚而入。子贡说，越国不过是个小国，现在正是大王向诸侯国示仁、威视晋国的时候，请大王派我出使越国，使他们不来伐吴。
　　吴王大为高兴，派子贡出使越国。越王夹道欢迎子贡，说我这个小国，大夫你怎么来呢？子贡说，我前日到吴国说吴王救鲁，他说等我消灭了越国后再救鲁，如果吴伐越，越必然要灭亡了。越王勾践说，我以前自不量力与吴越失败了，现在吴国人来了后，我们将倾全国之力与吴作战。子贡说，不是这样的，你可以先与吴修好，使他去讨伐齐国，如果他不胜，你去打他就容易了；如果他胜了，你可以联合晋国攻打他。子贡回到吴国，告诉吴王说越国同意修好，于是吴王便派兵攻打齐国。
　　子贡又来到晋国，对晋侯说，吴王的野心很大，他想借齐伐鲁，来击败齐国，而后攻打晋国，称霸中原。晋侯听了很愤怒，子贡又说，大王可以早作准备，吴人深入中原，必遭失败。
　　结果，吴军在艾陵大败齐军，与晋军在黄池附近交战，被早有准备的晋军打败。越国人乘虚而入，在五湖地方大败吴军三次，最后灭掉了吴国。于是，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
　　《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子贡凭借他卓越的理财能力，乘华丽的马车，携带众多的财物，周游于列国之间，宣扬孔子的学说。孔子去世后，惟独子贡服丧六年，以表达自己对老师的思念之情。子贡晚年居留，终老于齐。
　　曾参，字子舆，鲁国南武城（今山东费县西南）人，小孔子四十六岁,他的父亲曾点也是孔子的学生。
　　曾参是孔子晚年著名的弟子，据说以孝著称，曾写《孝经》一书。曾子很注意自身修养，其以诚信为本，他曾经把孔子一生的学说概括“忠恕”二字，反映了他注重“诚信”的特点。孔子的孔子子思是曾子的学生，孟子又是子思的再传弟子，曾参对传承孔子学说，做出了重要贡献。
　　有若，鲁国人，字子有，小孔子四十三岁。有子是孔门晚期的著名弟子之一。
　　有若有这样几个观点：一是孝弟是仁道的根本或基础；二是礼的作用贵在能促进社会政治生活秩序的和谐，而这正是先王制作、推行的和谐之美；三是富民政策。
　　孔子去世后，弟子很想念他，据说因为有子长的很象孔子，于是大家就请他讲学。但是，遭到了曾子的反对。
　　子游，名言偃，吴国人，小孔子四十五岁，以通晓文献典籍著称。
　　子夏，名卜商，卫国人，小孔子四十四岁，以精通文献典籍著称。
　　子张，名颛孙师，陈国人，小孔子四十八岁，他认为读书人必须坚持自己的道德信念。

任守愈

后世影响

　　在研究孔子学说时，常常要提到《论语》，有这样三种意见：一是认为《论语》是比较可信的研究孔子学说的材料，研究孔子学说应该以《论语》为主；二是《论语》虽然可信，但是其中夹杂了孔门弟子的心得，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孔子学说了；三是研究孔子学说以六经为主。我认为第二种看法是有道理的，《论语》在展现孔子学说时，主要部分已经明确了，但是其中有一些是孔门弟子的看法，还有孔子的部分学说没有体现出来。如果从《论语》的产生以及版本问题等考虑，从孔子对六经的贡献上来考虑，不难得出这个结论来。
　　宋邢昺《论语正义》说：“论者，纶也，轮也，理也，次也，撰也。以此书可以经纶世务，故曰纶也；圆转无穷，故曰轮也；蕴含万理，故曰理也；篇章有序，故曰次也；群贤集定，故曰撰也。”邢昺的这个论断有些牵强，对《论语》的功用未免有些理想化，不过他说明了《论语》是一部有完整思想体系的著作。《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班固的这个论断在现在还是有说服力的，邢昺所说的“群贤集定，故曰撰也”，也是这个意思。不过班固没有说清楚是孔子的哪些弟子编撰的，以至于后世儒者依据《论语》中出现的曾子、有子等认定是他们的弟子，也就是孔门再传弟子编撰的。梁涛先生研究定县竹简《论语》残篇是指出：“《论语》的成书乃是孔门内部有统一组织、有专门领导、弟子广泛参与、时间跨度较长（从孔子去世到其再传弟子）的集体编纂活动。这一活动决定了《论语》的特殊性质和地位。首先，《论语》虽然成书于儒学分化的背景之下，但由于是集体编纂，当时的各派都参与其中，故其所反映的乃是众多弟子（包括再传弟子）眼中的孔子，而不是某一人或几人所理解的孔子。这种理解代表了孔门弟子的共同看法，反映了早期儒学的基本价值观。其次，《论语》是由孔门弟子集体编纂，得到孔门后学各派的认可，在孔门内部具有权威的地位。”（参见梁涛《定县竹简《论语》与《论语》的成书问题》）这个说法还是可信的。不过所谓代表了孔门弟子的共同看法，这个很值得争议，在《论语》的后面几卷如《子张》中便可以看出子张与子夏、子游等的不同，在记录孔子与颜渊、子贡、子路等的语言中可以看出孔门这三大弟子的不同主张，曾子与有子的话是有不同侧重的，从这些方面讲不是达成了共识，而是有所取舍的记录了孔子之言；另外在《论语》中涉及到的孔门弟子是很有限的，出现率最高的是颜渊、子贡、子路、曾参等，这并不是说孔子对其他弟子讲的少，而是没有记录下来。说到这里就应该说到《鲁论》、《齐论》与《张侯论》上了。
　　西汉初，传《论语》的有三家，为什么有这样多的传本，而且又各不相同哪？在战国时，儒家便划分成几个派别，荀子和韩非子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提到过（参见《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事实上不是他们所概括的，在研究了郭店楚简后，可以分为几类。这里就不在说了。另外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现在对秦始皇焚书坑儒提出了一些异议，不过在奉行法家思想的朝代里，对儒家学说的禁止有很有可能的。由于这两大原因，使得儒家经典在汉初以来出现多家传本也是很正常的。《齐论》比《鲁论》多《问王》、《知道》两篇，而且章句上也比较丰富。后来在孔子故居的墙壁中又发现了《古论语》，它与《鲁论》基本上一致，只是把《尧曰》的下章划为《子张》，所以是两个《子张》二十一篇。安昌侯张禹先学习了《古论》，接着又学习了《鲁论》，再学习了《齐论》，而后经过他的对照筛选成了今天的《论语》。
　　从《论语》的编撰和《论语》版本的最后确定来看，至少有两个问题，一是《论语》中的内容里含有孔子以及他的弟子、再传弟子的心得，二是《论语》并不是完整的记录了孔子的所有言行，如同孔子对六经一样是进行过严格筛选的。
　　所以我认为，在读《论语》时，一方面不必为没有在《论语》中找到孔子“一以贯之”的思想内涵而苦恼，另一方面是要从六经中来找“一以贯之”的思想内涵。学习《论语》要考察孔子以前的思想主流以及在孔子时代的一些具体变化。《史记·孔子世家》中载：“孔子为儿嬉戏，尝陈俎豆，设礼容……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这段话是很有意思的，为什么哪？《论语》中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学而》）这个就是说葬礼，要慎重对待，《乡党》中所记载的孔子的行为就是当时士大夫所应当遵守的礼仪。在儒家看来从人生下来，到死亡，都要遵守礼仪，而且都要很慎重的对待。所谓“逍遥于门”，实际上就是司马迁理解孔子到这个时候已经作到了“海阔天高任我飞”的地步了，也就是“从心所欲不逾距”。无论后世对《论语》是怎样筛选的，这一点要把握好，我以前说要找“一以贯之”的思想内涵要从“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中来找，现在也这样认为。
　　孔子学说的最终目的是要达到大同社会的，在孔子看来是要从政治上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也就是所谓的“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论语·子张》），谓修身养性也是为这个而为的。在孔子与《论语》关系上要找住以上两点才可以。
（严格的讲并不是什么论文，我这里说的很少，有关《论语》的编撰与版本的问题，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黄祺寿先生的《群经要略》以及梁涛先生的《定县竹简〈论语〉与〈论语〉的成书问题》等）
　　孔子之后，春秋战国时各家记载说分了好多派别，其实儒家只分了两大派：一就是以孟子为代表的理性派，另外就是以荀子为代表的现实派。在中国古代的哲学著作中，不单单是哲学理念，而且还有政治理论以及历史文献等等。
　　在儒家史上，保留传承最久的就是孟子的理性派。从董仲舒开始儒家天人合一理论的完善，再到六朝思想，以至隋唐，宋明理学都是对孟子学派的继承，理学与心学相结合，理性派和现实派结合，就是王夫之了。王夫之是中国哲学的集大成者，也可以说到此是一个终结吧！

大梦方觉晓

??弟弟很用功！

无双

看得我手酸！：（